凿字取名的寓意是什么？凿字取名的寓意是什么意思！

新闻学院广播电视学系16级小陈同学来信：

“老师课上提到罕见姓氏读音。我记得老师曾经说过，大部分人读错，错也会变为对。但是读错姓氏读音大有人在，为什么可以保留至今？是因为姓氏是祖宗流传，特别受到重视吗？可是重视姓氏读音的是小部分人，如何影响大部分人呢？”

小陈同学提到的姓氏字的罕见字音的读法，这个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和汉字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罕见字音”本身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文字的问题。而罕见字音的正读和误读，都受汉字的影响。

汉字不是表意字吗？它怎么影响字的读音呢？

一、汉字最让拼音文字羡慕的，是它具有语言性

一般来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既然记录语言，从文字的形式应该看出语言的读音。这一点，在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中，不成问题。

但汉字用意象来记录语言。意象记录和字母记录最大的不同，是后者依附于语音，而前者对于它所记录的口语单位，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汉字对于汉语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它在读音上并不随词音“起舞”，而是“有容乃大”，一个汉字可以包容不同的读音，而且这些读音并不被其他汉字排斥。

而在意义上，汉字的意象比它记录的音节内容更丰富。口语词很难在随意碰撞中生发新的意义，因为声音会产生大量的歧解，而汉字可以，意象可以。中文无所不在的意合，正是在汉字基础上产生的。

汉字的意象不仅不依附于语音，而且会“收纳”一个语音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变体，甚至以字形主动地“干扰”语音。

汉字最让拼音文字羡慕的，是它以自己的形式深度参与字义和字音的理解，具有很强的语言建构意识。我们把这样的特点称为汉字的语言性或语言功能。

二、汉字诞生伊始，工具性就是一个“政治正确”

以上绕了一个大圈子，是想说明汉字的读音，无论正误，多多少少与字形脱不了干系。而所谓“误读”，大都源于汉字很强的工具性。

例如：

“伐木丁丁”的“丁丁”，本该读zhēng　zhēng，为什么读dīng了？因为记录声音的“丁”字形它的常用音是dīng。根据“丁”字形的常用音dīng来读，这比要记住“丁”的罕见音zhēng，方便得多。而方便，就是汉字创造和使用中的一个基本属性。

同样，现在有多少人看到《说难》会读shuì nán呢？很自然的读法是shuō nán。语文老师再三叮嘱可能会起作用，但同学们只要问“那为什么‘说服’不读shuì fú呢？”老师就很尴尬。而“说服”不读shuì fú，正是文字人文性对工具性的妥协——因为读shuō更方便，不费脑子。

对汉字文化十分热爱的同学可能忍不住会想：你一个汉字为什么要记这么多不同的音呢？一个字一个音不香吗？例如“伐木丁丁”的“丁丁”和“甲乙丙丁”的“丁”、“壮丁”的“丁”，用不同的汉字，不就没有误读问题了吗？

其实从汉字产生伊始，工具性就是一个“政治正确”。

1.能省则省：汉字的潜意识与平衡术

汉字的表意耗费了造字和用字的大量精力。在望文生义、统一文化的基本原则下，汉字的造字要满足中文表达和交流日新月异的需要，必然躬行节俭，采取“能省则省”的策略。汉字历史上经历的隶变，其“缩衣节食”，黜奢崇俭，就是文字工具性的典型表现。这也是古代书面语中以“假借”的方法用字的原因。“能省则省”才能呵护汉字表意的文化功能。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汉字愿意为维护表意功能而付出人文性部分耗损的代价。

表意文字的概念，往往让我们更多想到它的人文内涵，而忽视了文字的工具属性。只不过拼音文字已经彻底工具化了，基本上不存在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冲突，而表意文字为了维护和发展其特有的人文性，一定会与工具性作各种协调和博弈，在语言的“经济原则”上做出各种并不“伤筋动骨”的妥协。

“能省则省”我们可以视为汉字努力平衡人文性与工具性的“潜意识”，它不是非理性的，恰恰相反，它实际上很理性。

望文生义是汉字的底线，可以触碰，但不可颠覆。

2.有容乃大：汉字不为时空差异买单

一个汉字，它的读音会发生历史和地理上的变异，而汉字造字的初衷是社会的沟通和文化的传承与统一，这就决定了汉字只做促进大一统的工作，而不会去肯定中国广袤国土上各种音义纷歧。

要“管理”中国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国家的语言，汉字不可能采取“一人一票”的做法。也就是说，汉字不可能为字音在每一个时空的变异造新字。用造字肯定变异将大大削弱汉字的交际功能，就像我们今天看不懂粤语自造的方言字。汉字要力避语言的空间变异所要求的“文字异形”。

汉字“缝合”中国文化版图的功能，靠非常自觉的“国家治理”——它只能代言国家官话或通用语，它只能书写雅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拼音文字追随词音，理论上它能够记录词音的时空变异。然而不要说这样做使拼音文字的书面语古今无法衔接，今人读不懂古文，而且一旦它对词音“亦步亦趋”，它实际上并不在促进沟通，而在阻碍沟通，因为经过它对音变的书面肯定，它的服务范围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看得懂的人少了。

也就是说，由于语言总是在不断发展，严格地记录语音，对于文字是不可承受之重——我们能容忍一时听不懂他人的方音，但我们能容忍看不懂文字的词形吗？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汉字，是有容乃大的汉字，对于它来说，一字一音的确不香。

当然，在提高字音和字义的“弹性”即综合性的前提下，汉字在分析性即辨义的方面也在不断作出“补偿”。例如为“丁宁”加形旁，成“叮咛”；为“颠”字加形旁，成“巅”，使其与“颠倒”的“颠”相区别；甚至新造“她”字，区别口语中混同的第三人称性别。但在中国文化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思维下，汉字仿佛总是在对分析理性说：我能帮你的也就到这里了！

3.世俗理性：汉字字音讹变的工具理性

由于语音历史演变的原因，汉字的字音，包括一个字的不同意义的声音，会发生变化，形成汉字一字多音和一音多字的复杂现象。

一个社会的语言习惯，总是先肯定具有传承性的字音，因为在传承中保留了汉字丰富的历史信息。这是汉语、汉字的人文属性使然。

但语言和社会文化是在不断发展的，新的东西会和旧的东西冲突，字音的传承就受到了挑战。挑战除了源于语言内在演变规律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源于使用语言的人对待文字的世俗理性，即寻求方便。

一般来说，挑战之初，社会的回应总是尊重传统。例如语文老师总是会告诉学生：“呆板”的“呆”读ái，与“呆滞”的“呆”不一样；“确凿”的“凿”读zuò，与“斧凿”的“凿”不同。1985年我国统一的读音标准就是这样。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为图便捷，把“呆板”读成dāi bǎn，把“确凿”读成què záo，语言的社会性就对不够“社会”的传统做出了强势干预——约定俗成。语言符号形音义的任何变化，都必须遵循从众的原则。离开了“全民性”，语言就失去了社会交流功能。

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发展中总是会发生“以讹传讹”乃至最终“从讹”的故事。今天的语文老师已不再纠结dāi bǎn（呆板）和què záo（确凿）了。

我们仔细想一想，在这些字音上尊重大多数人的选择，表面上看是工具性的选择（图简单省力），其实又何尝不是人文性的选择——民间语文富有生命力的世俗理性。

但正如小陈同学所说，为什么在姓氏罕见字上，汉字的读音又不“从众”呢？

三、汉字的工具思维中，“名从主人”的文化坚守

在汉字的发展中，字形在世俗理性下对读音的干预是有点“放肆”的。自从形声字在汉字系统中“坐大”后，汉字字形对于读音就颇有一点“自以为是”的意思。无论字形的“原逻辑”是什么，只要它定了型，时不时就会对所记的读音“指手画脚”起来，就像“发酵”的“酵”那样，总是被“孝”带节奏，似乎不到人人都念xiào不会罢休。

但姓氏不一样。一个姓氏，哪怕是罕见的符号，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图腾。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群体的身份认同，是人类群体的精神家园，直接表现为家族意识。因此，书写姓氏的汉字，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

这就是为什么姓氏中罕见字的读法那么强调“名从主人”，而不轻易随大流。一个汉字，它在不作姓氏的时候，读音可以“随波逐流”，按经济原则选最方便的读法，除了语文老师或规范化专家，没有人会计较；而当它是姓氏的时候，它的误读会持续地被人们纠正，尤其被姓氏所有者拒绝。显然，“名从主人”有强大的历史文化和家族情感的支持。

其实不光姓氏字如此，名字也是这样。我曾在课堂上叫一位学生的姓名“李靓雯”，其中的“靓”按当时的常用字音（靓丽、靓女、歌手张靓颖的“靓”）读为liàng，结果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叫李靓jìng雯”。

同为名字，一个是张靓liàng颖，一个是李靓jìng雯。其实两个读音都有美丽的意思（只是后者偏指妆容），但一旦进入人名，汉字就有了自觉的身份意识，非常抵触文字工具性的粗暴侵蚀。

也就是说，如果把“靓jìng妆”读作“靓liàng妆”，虽然读错了，但这个字组很少用，人们不会介意，但在名字里，读错了就有“认错人”之虞，必然计较。

与姓氏相同，地名也具有强烈的文化身份涵义。语言与文化课上常举的例子是山东莘shēn县和上海莘xīn庄。它们的读音都历史悠久，有丰富的地理和文化信息，不可混同。这样的例子不可能是孤例，类似的还有河南的漯luò河和山东的漯tà河；河北的乐lào亭和山东的乐lè陵，四川的荥yíng经和河南的荥xíng阳，河南的渑miǎn池和山东的渑shéng水等等。

四、汉字罕见读音上挥之不去的“解构”力量

名从主人，这是汉字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博弈。迄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实例，都是人文性占优势。原因就是小陈同学说的“姓氏是祖宗流传，特别受到重视”。

但在汉字文本中，字形的干扰能够被压抑，却始终存在。在理论上文字都是记录语言的，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记录，而在汉字条件下，字形读音最便捷的指向是常用音。这样的工具性“政治正确”成为人名、地名罕见字读音挥之不去的“解构”力量。这个“挥之不去”就是小陈同学说的“重视姓氏读音的是小部分人，如何影响大部分人呢？”

今天，我们叫“纪jì老师”，叫“令lìng狐”，叫“盖gài叫天”，都很自然。甚至浙江会稽的“会”本地读音是guì，现在的词典已经把读音“从众”，改为kuài了。

更让语文老师“崩溃”的是，那个“好龙”的“叶公”，朱熹《论语集注》注为“叶，舒涉反”，即读shè。而今天，在“叶”字常用音的强势挤压下，它已经从古邑名改读为树叶的“叶”了。网上有这样一个帖子：

“今天孩子上网课，老师讲了叶ye公好龙，老师读完孩子就说应该是叶she公好龙吧，因为孩子读论语的时候都是读叶she的，问老师可不可以读she ，老师说不可以”

连孩子都不会信口读出的“叶yè公好龙”，它的“从讹”，其实并非简单的“从俗”，而是有深厚的汉字工具性积淀。

现代语言学的文字理论，在汉字拼音化上走汉字工具论的极端，被汉字深厚的人文性打脸；而在汉字的社会变异上又固执传统，一次次被汉字工具性打脸。

在西方字母文化的语言理论的“熏陶”下，汉字的理论始终没有走出“左右摇摆”的怪圈，没有在汉字书面语的基础上（而非拼音文字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包括基本的文法理论和基本的汉字属性、汉字功能理论。

抚今追昔，我们的文化自信，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