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84我在军区大院放电影（四）

给“大人物”放电影，

让我见了人不再“脸红”、“打怵”

电影组给了我见识。我当兵前长到17岁，除了在公社驻地的中学读了两年高中，一直没离开过生养我的小山村，见到的最大领导是村支书和中学校长。我视野中的最大城市是公社驻地蒲汪镇，最常见的景像是一年四季在田地劳作的乡亲。

入伍半年后，我见了连长不敢说话、见了干部躲着走、班务会发言“脸红”、结巴，在能说会道、见多识广的城市兵面前，自觉位卑人微，低人一等。

到电影组之前，我只听当过兵的大哥说部队上有步兵、炮兵、坦克兵；有开车的、修车的、做饭的，想不到还有放映员这个职业，更想不到，我还能天天像干部一样在机关办公大楼上下班。

还有想不到的。在承担军区一些会议放映任务、会务保障时，我多次见到许世友、聂凤智、杜平、向守志、郭林祥、詹大南、张玉华、李保奇、陈茂辉、张明、魏金山等时任军区首长、高级将领，多次现场聆听他们的讲话。

儿时看过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女特务曲曼丽扮演者姜曼璞，及其爱人、著名剧作家白文一家，就住在电影组楼上，和我们当了两年多邻居；过去在银幕上看到的《东进序曲》《羊城暗哨》《向前向前》等一些经典电影中的人物，原来都是由前线歌舞团的演职人员扮演。我多次到住在卫岗的前线歌舞团，为国外出访、晋京演出归来、获得艺术大奖的创作团队放电影慰问，漠雁（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宋指导员的日记》编剧，歌剧《白毛女》导演）、沈西蒙（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南征北战》《杨根思》编剧）、何兆华、王祖皆、张卓娅（《小草》词曲作者）、印青、贺东久（著名词、曲作家）、王馥荔（著名电影演员）等艺术家都看过我放的电影。可当时，与他们工作生活在一个单位，只知道他们是我的首长、战友，兄弟姐妹，多年后，才知道他们都是些赫赫有名的“大腕”。

见过这些大首长、军中“大腕”后，此后的军旅30多年，无论见了什么人、多高的职务，我没再打过怵、红过脸、拘束过，脸上永远是一副自信、坦然的表情。

我当干部后，在作战部队的团级机关工作过几年，与连队战士接触较多。和他们“晴天一身泥，雨天一身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直线加方块的连队生活相比，我的士兵生活要比他们幸运、幸福得多：放电影时挂挂银幕、架架机器、装装片子，按按开关，出不了多少力，流不了多少汗。更幸运的是，我在与处里领导、干事们一个楼层办公、一个会议室学习、讨论、开会，一同参加劳动中，在耳濡目染中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可以说，我所处的环境，时时是课堂，处处皆学问，人人是吾师。

“小舞台”上唱“大戏”

电影组给了我舞台。在军区政治部机关、直政处这块“军中高地”，电影组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舞台”；在南京钟山脚下这个人才济济、群星闪耀的“虎踞龙盘”之地，我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可就在这个“小舞台”上，我这个“小人物”在演好自己的角色中，却能够体现自身价值，得以把自己的优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自打上学后就喜爱语文，至今唯一的爱好特长是写作。当放映员两年多我放过的200多场电影，每部对我来说堪称一部大书，影片中所讲的故事、展示的情节，演员的演技、台词，电影主题歌，对拓宽我的知识面、强化文学素养、提高写作知识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许多电影台词，如《火烧园明圆》《垂帘听政》中，慈禧的奶奶坐在马车领着少女时的慈禧（刘晓庆扮演） 进宫选秀时的对话，我到现在还能完整背诵：

“奶，我咋晚梦见皇上了。”

“傻丫头，那皇上什么样，那梦里的皇上又怎么样?”

“皇上，皇上真坏，他问我，你是属什么的？我说，我是属大象的。”

“皇上就说，十二属相，十二属相，哪有属大相的……”

主题歌起：“艳阳天，艳阳天，奴才十八正华年……”

《党的农村政策的赞歌——电影〈咱们的牛百岁〉》观后、《透过无情看有情——评电影〈道是无情却有情〉》、《歌词伴我寻找美》，这些结合放映工作、在放电影时挖掘题材、有感而发写出的观后感、影评、散文，刊登在了军区报纸上。

“一片一感”是我当时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任务，即每放映一部影片，或长或短，都必须写出一篇感受体会。

在百十号人的连队，我曾经因得不到展示自己的舞台而失望过，为找不到表现自己的“亮点”而苦恼过。有几次想早起打扫厕所，可起床一看，有比我起床更早的战友已捷足先登；冬天的一个雪夜，想早起扫雪，扫帚和铁锹却被“有心”的战友藏起。

在只有两个战士的电影组，年轻单身、无家庭牵挂、不用买早点、不用接送孩子上学的我，每天只是比干部们提前一二十分钟早到办公室，帮他们打打开水、开开窗户、拖拖地板、倒掉烟灰缸、擦擦办公桌、整整文件，就赢得到了干部们对我的好印象，得到好口碑：“从沂蒙山入伍的小田踏实肯干，能吃苦，人实在，是个好兵。”和三位组长同住一套房子，有时我洗衣服时，顺手把他们泡在盆里的脏衣服一块洗了，这些在连队都习以为常的小事，三位组长都觉得很不安，他们把我所做的这些平凡小事，化作了带兵育人的责任，对我工作上更大的关心培养和支持帮助。

在电影组这个我军旅人生的驿站，战士少、干部多的特珠环境，使我做出任何一点小成绩，有哪怕一丝微小的表现和进步，都能让处里的领导们看得到。是电影组这个岗位，给了我充分发挥独有优势，展示自身特长，站“亮处”、唱“主角”的舞台。

汪干事叫我看“通知”

电影组给了我机遇。在下通知、送文件、发电影票的日常工作中，我有幸与各二级部的秘书们相识、结缘。

近在咫尺的军区宣传部、《人民前线》报社，让我萌生了给报刊写稿投稿的念头，慢慢认识了徐志耕、龚志聪、杨德祥、李宜武、张杰、顾勇华、朱争平、黄朱青、蔡圣广、张应祥、刘福清、钱钢、江永红、任斌武、黎汝清、江奇涛、赵光涛、陈涛、孙军、李峰等一大批我新闻学步的老师。

我发表在《人民前线》上的第一篇新闻稿，是如今的著名作家、《南京大屠杀》作者徐志耕指导、修改，已故龚志聪副社长编发的；发表在《前线文艺》上的第一首诗歌，是歌曲《当兵的历史》词作者、时任刊物编辑李峰精心修改、编发的；我当战士时写的专访《“我没法不去赞美他”——访著名军旅画家、火印版画发明者赵光涛》《愿我含情笔出军中情——访作家任斌武》，两位主人公当时都已是年过半百、军地文艺界如雷贯耳的“大师”级人物，但他们都谦虚地接受了我这个普通士兵、无名小卒的采访，不厌其烦地帮我完成了写作。以上提到的这些“老师”，如今都是军内外著名作家、画家、新闻工作者，有的已经故去。

△我和小宋（后排左一）同处里两位干事在办公楼旁合影

1983初，电影组从劳改队新调来一名江苏籍新兵宋如源，根据领导安排，这一年让小宋多靠工作，我全力复习功课参加军校招生考试。可怎奈因我文理偏科、数理化没考好而落榜。

第二年，小宋有了考军校的资格。小宋文化底子好，不偏科。但不能两个人同时考试而影响工作。我就死了考军校的心，准备好好干工作转个志愿兵。主意已定，我分别找王组长、潘技师谈了自己的打算，他俩对我主动要求担负起组里工作，让小宋集中精力备战迎考的想法非常支持，对我的高姿态大加赞赏。

离小宋考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干部办公室汪爱萍干事（后从原南京军区政治部纪检部部长职位退休）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看一个通知，通知内容是，经总政批复，南京政治学院开办新闻干部专业队，计划从全军招收首届新闻专业学员70名，其中干部50人，战士20人（限南京军区），考试科目共三门：政治、语文、史地。除了政治、身体、军龄、年龄等条件限制，还有一条“硬杠杠”：考生必须在省级以上报刊上稿20篇以上。

汪干事让我抓紧整理一下发表过的稿子拿给他看。第二天，当我把自己发表的包括简讯在内的27篇省以上见报稿送给他时，他翻看完每篇稿子，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很好，很好。”

汪干事当即拉着我分别来到申副主任、黄副主任、于主任办公室，当面逐个向三位领导提出让我参加考试的意见，三位领导虽没在一起碰头商量，回答却惊人地一致：好事，同意小田报考。并嘱咐我处理好工学矛盾，抓紧复习。

就这样，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功课。南京的夏天酷暑难熬，晚上放完电影后，我端盆凉水搁在桌下，把脚放在水里防止蚊虫叮咬，凌晨三四点钟起床背诵政治、历史题。考试前三天，我把初、高中《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地理》课程全部通学了一遍，当年军校考试大纲上的政治题，每题不漏地掌握了基本内容。只有语文，觉得作文占40%，基础知识占60%，考个良好没问题，心里有把握和底数，就没有复习。

两周后考试结榜，在全区有资格考试的60多名战士考生中，我以第17名的成绩被录取。20名的招录计划，有点悬。

我考上了，但遗憾的是，小宋却因几分之差而落榜。

△我和小宋（左）

人们常说，成功，要靠勤奋加机遇。的确，如果我不在军区政治部当兵，不认识这么多指导帮助我写作的老师，如果我不是离人民前线报这么近，有通联方便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会不会去写稿、投稿？如果汪干事不知道我上稿的事、不告诉我考试的事，如果主任们考虑小宋已脱产复习，出于工作需要，不同意我考试，我还有今天吗？

看似人生际遇在转瞬间改变，可这是命运之神的青睐吗？汪干事让我看通知，不正是说明他平时很关注我这个小战士、且看过我写的稿子吗？他看到我够条件考试时喜形于色的表情，同对待自己的亲兄弟又有何异？满腔热忱教我写作的老师们，“一路绿灯”为我打开考试之门的三位主任，处里所有领导，他们才是使我成人成才的“上帝”，才是给我带来好运的“命运之神”啊！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