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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中国默片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演员，她被誉为“中国的嘉宝”。中国百年影史上最出色的100位电影演员。她性情柔顺、朴质清新，鞠杂人世间的她宛如一朵妖丽的百合生长在风雨恣肆的荒野。这样的女人尤其需要男人的佑护。而她，一辈子虽前后遭遇了三个男人，却没一个靠得住。爱与哀愁，像一杯浓郁的烈酒，阮玲玉一口一口的饮着，由甜到苦，再至无味。世人对她的不宽容，她才离去的； “自古红颜多薄命，薄命多因薄性情”，这句话放在她身上就是最好的诠释，时代造就了阮玲玉，时代也毁了阮玲玉，她代表女性依附男性的性别注定了她的悲哀。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美丽和悲哀都到极致的女子？让我们走进一代名伶阮玲玉绚丽而短暂的一生。

悲惨的童年

1910年4月26日，阮玲玉出生在在上海朱家木桥祥安里的一间阴暗狭窄小屋里。然而这时候，善良的母亲和辛劳的父亲，他们的生活是艰难的，此时他们的头一个女孩子只有2、3岁，因此他们并不特别为这个刚降临的第二个孩子高兴。他们只是盼望着这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也许，这样他（她）的命运会好些。因此，当接生婆报告他家得了一个女孩时，父亲阮用荣愁苦的脸上眉心皱得更紧了。失望而伤心的母亲，勉强睁开眼望着身边的这个美丽的小婴儿，丝毫不知该是喜悦还是悲苦?这个出身穷苦人家的孩子出世不久，父亲阮用荣便求人为她取了个文静的名字：凤根。父母为这个出世不久的小女婴取名叫凤根。一个女孩取了个男孩的名字，也包含了父母希望她能够象男孩子一样茁壮成长，这是因为母亲看到小婴儿稚嫩的小脸上天生一对弯弯的美丽的丹凤眼，而她的父亲，从第一眼起已经为美丽的小女儿着迷，把她当作了阮家的命根子。

　　父亲的早逝让凤根和母亲尝尽了人间的疾苦。于是,年仅六岁的阮玲玉被迫随家母何阿英（1885-1962）到一家张姓富户帮佣，为后来她与张家四公子——张达民之间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纠葛埋下了伏笔。

1917年秋，阮玲玉先入私塾开蒙，后转入崇德女校住读。1925年，因张阮两人恋爱不见容于张家长辈，阮氏母女被逐出张家，随张达民迁入位于北四川路鸿庆坊的张家外宅暂住。阮玲玉由此辍学，于次年元旦开始与张达民同居。

步入影坛，开挂的人生

京剧大师梅兰芳（左四）和一代默片影后阮玲玉（右三）

1926年春，阮玲玉为求自立，考入明星影片公司，首次在影片《挂名夫妻》中出演角色，以其朴素自然的表演赢得导演卜万苍的赏识，被“明星”聘为基本演员，接连拍摄了《血泪碑》（1926）、《杨小真》（1927）、《洛阳桥》（1927）、《白云塔》（1928）四部影片。虽小有建树，却因得罪“明星”老板张石川而倍受冷落，无戏可拍，终日赋闲在家，几至半年“未进摄影棚一步”。

为前途计，阮玲玉于1928年底转投大中华百合公司，拍摄《情欲宝鉴》（1928）、《银幕之花》（1929）、《珍珠冠》（1929）、《劫后孤鸿》（1929）、《妇人心》（1929）等所谓“时政黑幕片”和《大破九龙王》（1929）、《火烧九龙山》（1929）等“欧化”武侠片，不但未能达成事业进步之初衷，反被舆论冠以“长于妖冶泼辣之表演”的讥评。这种境遇让阮玲玉倍感挫折。更逢此时，她与张达民又出现感情危机，使其事业和人生双双堕入低谷。

1929年底，留美归来的电影导演孙瑜，将法国小说《茶花女》改编成影片《故都春梦》，大胆启用阮玲玉和金焰主演此片。影片于1930年8月底上映，卖座极盛，陆续打破京、沪、穗、港、南洋等各埠纪录，使得被神怪武侠片打压得萎靡不振的国片出现新的转机。更为重要的是，该片受到知识阶层的欢迎，连某些誓言绝不再看国片的教员、作家、记者也被吸引重返影院。此片在商业上的成功，让老板罗明佑与黎民伟兴奋不已，两人由此打出“复兴国片”的旗号，联手组建联华影业公司，将阮玲玉和金焰双双聘为基本演员。至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阮玲玉在联华接连拍摄了《野草闲花》（1930）、《恋爱与义务》（1931）、《一剪梅》（1931）、《桃花泣血记》（1931）等六部广受青年观众欢迎的影片。这些影片的接连成功，不仅让“联华”实力倍增，成为可以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的三大公司之一，也让阮玲玉一改往日“妖妇”的形象，与金焰一道成为最受青年追捧的“银幕情侣”，由此攀上个人演艺生涯的第一座高峰。

1932年的“一·二八”战事迫使阮玲玉暂时息影，随联华高层到香港避居半年。是年初夏，阮玲玉回沪后，从金焰、吴永刚处得到一部由陈瑜（田汉化名）编写的剧本《三个摩登女性》，读后爱不释手，向导演卜万苍主动请缨，要求饰演其中的进步女工周淑贞一角。卜万苍虽然欣赏她的演技，却又担心以其一贯的“悲旦”气质，能否胜任这一新的角色。

而此时的阮玲玉，一改往日顺从听话、从不挑肥拣瘦的个性，显得志在必得，不惜向导演立下“如不成功，甘愿赔偿公司全部损失”的“军令状”。阮玲玉此举，后来被认为是“反映出'一.二八’之后，她思想上出现倾向进步的积极变化”。《三个摩登女性》于1933年初上映，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被后来电影史看作是“左翼”电影的发端之作。同样也是这部影片，为阮玲玉的演艺生涯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由此，阮玲玉成为最受“进步电影”或“左翼电影”青睐的女星之一。从《三个摩登女性》至1935年谢世，阮玲玉先后拍摄了《城市之夜》（1932）、《小玩意》（1933）、《人生》（1933）、《归来》（1933）、《香雪海》（1934）、《再会吧，上海》（1934）、《神女》（1934）、《新女性》（1934）、《国风》（1935）等影片。这些影片，不能说个个票房大卖，但在主题上却大多秉持严肃、进步的价值取向，或认真探讨人生和社会，或抨击现实的罪恶与黑暗，或呼吁民众觉醒，号召救亡图存……经过一番磨砺和锤炼，阮玲玉的演技渐趋成熟，成为让观众“每片必看”而极具市场号召力的当红艺人。

阮玲玉和郑君里在电影《人生The Life》(1934) 中的剧照

阮玲玉（中）在拍摄《新女性New Women》(1934)时与蔡楚生（前蹲者）、殷虚（右一）等合影

阮玲玉在拍摄《人生The Life 》(1934) 时与导演费穆（中）合影

香销玉焚

1935年3月7日傍晚，阮玲玉参加了联华公司部分员工在黎民伟和林楚楚家中的聚会。当时的阮玲玉正陷入一桩令人极为头痛的官司中。官司涉及与阮玲玉同居8年之久的张达民和阮玲玉现任"丈夫"唐季珊，致使社会上本来就对电影女明星很注目的小报记者更是极其"传播"本事，纷纷摇唇鼓舌、舞文弄墨，施尽浑身解数，在上海滩掀起了以这场诉讼为话题的浪潮。

　　从阮玲玉当时的神态，谁又能料想到这么一位一向为人平和，事业上正处于颠峰的美丽柔弱的明星，将要在十几个小时之后在自己身上演绎出悲剧来呢！　　7日晚的黎家宴会上，阮玲玉穿着一件绿底花织锦紧身旗袍，烫着大波浪卷发，脸上薄施脂粉，耳垂上戴着唐季珊送给她的定情礼物红宝石耳环，一双细眉挑得又高又细，狭长的凤眼里流转着说不尽的风情，妩媚中给人一点忧戚的感觉。她身姿绰约，丽而不艳，光彩照人，很是动人。

　　阮玲玉一直在席间谈笑风生，频频向众人敬酒，尽情的劝说在座的人和她一醉方休。阮玲玉平时一向很有人缘，不媚不欺，没有什么明星架子，众人对她也是爱之敬之。所以今夜她来敬酒，在座诸位无不欣然从命。

　　席间，阮玲玉还对坐在近处的导演史东山嫣然一笑，并很诚挚地说："史导演，您以后有什么片子，我们合作拍摄一部吧！"史东山当时很真诚、迅速的答应了。

　　敬完酒后，阮玲玉又把一个个水果抛给黎民伟的八岁儿子黎铿和他的小朋友们，并走过去搂住黎铿一吻再吻，黎铿是阮玲玉拍电影时的小搭挡，《神女》中扮演阮玲玉儿子的就是黎铿，阮玲玉平时就很喜爱他，故今晚阮玲玉对黎铿如此亲热，大家也未觉得有何不妥。

　　散席之后，阮玲玉吻别了林楚楚的两个孩子—黎铿和黎锡。当时，黎锡已在房中熟睡，阮玲玉伏在小床上连吻两次，出门之后，又回到房里去吻了一次。谁也看不出她有半点异常，大家以为她的心情不错。

　　谁也不曾想到，这是阮玲玉生命中最后的一次晚宴，她在酒席上的表现并非是醉态。这个美丽又善良的女子，她是在向曾经给过她无数帮助和友爱的同事们、朋友们，也是在与这个给了她美丽也带给她无尽哀愁的世界作最后的诀别。她的美丽，她的微笑，她的话语的背后是掩饰着巨大的哀愁，还有对这个世界的依依不舍。

　　阮玲玉离开黎宅四个多小时之后，在3月8日凌晨2点，她吞下了三瓶安眠药，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这一天，距她25周岁生日仅剩48天

吴永刚在阮玲玉遗体前默哀

　　到底谁杀了阮玲玉，这成了旧上海最复杂难解的一个问题。阮玲玉这支风中的蜡烛终于黯然熄灭了。吹灭蜡烛的人，除了唯利是图的小报和记者，也许正是那些影迷，那些每天都不肯放过小报上有关阮玲玉官司的热心人。

　　当天她的遗体停放在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非常多的影迷前往吊唁。三天之内根据不完全统计有10万人左右，而且均是自发行为。根据那天报纸的记载，据说有好多女学生不上课拎着书包，跑到胶州路要进去看阮玲玉。胶州路水泄不通，租界派出大批警察来维持秩序。

　　1935年3月11日，在上海通往万国殡仪馆的胶州路上和沿着墓地联义山庄的途中，男男女女，络绎不绝。他们如同失去亲人一般，唏嘘饮泣，沉痛悲愤，徘徊凭吊，尽日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