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两次登上总统宝座的黎元洪，是一位颇具戏剧性色彩且充满争议的人物。章太炎先生说他“功比孙黄”;但有人却讽他为“床下都督”。“柔暗误国”;也有人说他是民国的雍正……但他生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尤其是重视家庭教育却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在他1928年病危期间，亦念念不忘对子女嘱咐:“戒诸子毋问政治，潜心从事教育实业。”子女们没有忘记父亲的临终嘱托。他们大多远离政治。或工于学问，或长于实业，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其中大儿子是闻名遐迩的实业家，长女成为当代的教育家。其孙辈现大都在国内外事业有成。

长女黎绍芬系黎元洪婚后18年所养

黎元洪夫妇生育子女如同他的仕途一样，开局不是很顺畅，走了长达18年的弯路。先是多年不孕，接着生有一子一女皆未及命名便夭折。以至于他们共生了六个儿女只养活了四人，其排行次序为长女黎绍芬、长子黎绍基、次女黎绍芳、次子黎绍业。

在前两胎夭折后，黎夫人吴氏究其原因，认为是黎元洪父子身为军人杀生太多，需要超度亡灵。于是，她每日必修的功课，不是在家吃斋念佛，就是去庙里烧香祈祷。也许是心诚则灵，于1901年6月16日，黎元洪夫妻结婚18年后黎绍芬出生，按民间说法谓其生日是一个难得的黄道吉日。日后一定是个有福之人。黎氏夫妇虽然没盼望来传宗接代的儿子，但女儿也是自己的骨肉。所以他们视如掌上明珠，爱护备至。但这一天正好是国耻日—八国联军侵华并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之日。

有道是福有双至。此时的黎元洪也遇到了伯乐张之洞，使他这个千里马在湖北军界渐露头角。他不仅生活不再飘泊，而且升官发财，添人进口，真可谓春风得意。

黎元洪自幼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且三赴日本，又亲自参加了甲午海战。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在于教育落后，所以他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起初他害怕女儿到外面去读书会沾染不好习惯，于是，在黎绍芬长到五六岁时，他便在家中设馆教授女儿读书。武昌起义后，由于形势不稳，他先让两个夫人吴敬君及黎本危带孩子们去武昌乡下紫房村私宅居住。随后又派人将其送往上海公共租界隐姓埋名以避战祸，等到时隔半年形势趋于稳定之后，才将子女接回武昌。

曾几何时，袁世凯为了把黎元洪绑在自己的战车上，精心炮制了与黎家的政治婚姻。袁让黎在袁家女儿中挑选出一个做媳妇，同时要黎元洪也把自己一女儿嫁给袁世凯的儿子，开始黎家也想娶袁女，但吴氏害怕袁家势力大难以驾驭。所以决定只嫁自家女，不娶袁家媳。按理讲应该是黎绍芬去充当“牺牲品”，因为黎绍芬年纪最合适。但黎绍芬是黎元洪夫妇结婚18年后生养成的第一个孩子，夫妇俩最爱。而袁家的孩子除袁克定外均为庶出.这使吴氏不大乐意嫁长女，才决定将二女儿黎绍芳嫁给袁家九少爷袁克玖。

当时，尽管黎元洪幽居瀛台失去了政治自由。但他的千金黎绍芬在社交界却出尽了风头。她喜欢洋派，经常西装革履，作男士装束;她吟诗作对，常常出口成章;待人接物，热情大方;她口齿伶俐，谈古论今往往是口若悬河，语惊四座。黎氏夫妇每当听到人们的赞誉，心里感到聊以自慰。为此，黎元洪四处打听，一心想给她找一个嫡室所生之东床快婿。而黎绍芬心中的未来夫婿是名门望族，世家子弟，尤其得学兼中西，出人头地。黎元洪夫妇经过百里挑一一度属意前驻英法意比公使薛福成之孙，无锡人薛学海，字汇东，别号观澜。

这位薛公子在民国初年。有过一年里读完两年学分的光荣纪录，而且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实乃浊世佳公子，家世之显赫自然也不在话下。他爱好广泛，擅长运动，善弈棋，还是相当权威的戏剧评论家呢。由于黎府上下都是戏迷，所以对薛的印象好极了。民国二年到民国七年薛公子两度回国省亲，都曾到全国评剧名角荟萃的北京城住过一段时间。其中一次便应黎元洪夫妇之邀，在黎府下榻。薛观澜在黎府深受欢迎，他的住室被安排在黎元洪机要秘书、“文胆”饶汉样的隔壁。他很佩服饶汉祥的骈文，屡致景仰之忱。有一天饶汉祥私下里对薛说:“黎家夫妇和全家对你如此厚待，正是有意要把黎大小姐许配给你。”可是，薛观澜瞧不起黎身为袁世凯的政治俘虏，又觉得黎绍芬洋化太深，跟自己性格不合，以致他后来娶了袁世凯之四姨太所生的袁二小姐袁仲祯，而黎绍芬只落得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结局。

不过，这位薛观澜先生在黎元洪百年之后，他对黎的评价也较公允，他认为，黎氏在民国史上占据了重要一页，值得大书特书。如果说孙中山是英雄造时势的话，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英雄。

少女初恋失败，黎绍芬伤感至极，因而她想出国留学，甚至产生了终身不嫁的思想。黎元洪夫妇对此也非常生气，生怕大女儿承受不了这次打击。黎元洪除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由安慰女儿外，还时常委托她出去代表自己办一些事，以分散她的注意力。

正在此时，袁世凯帝制自为，为拉黎元洪下水，先封其为“武义亲王”，见其拒绝，袁又三番五次派人来逼，有一次被逼无法，吓得躲进黎绍芬之房内，后被女儿所劝知躲避不能解决问题，遂出堂见来者说:“你们若要再逼迫，我就撞死在此柱上。”来人才不敢再为逼迫。但袁仍不放心黎，不仅看守愈严，同时，用10万元在东厂胡同买豪邸送给黎家。

袁氏死后，袁家立即派人赴黎家报丧。黎开始怀疑袁又在耍阴谋诡计，不敢贸然去吊丧，就派长女黎绍芬先去打前站，看一看袁是装死，还是真的死了。黎绍芬按照黎元洪的嘱咐带着随从，名义上是以亲戚关系去慰问袁家遗属，实则是侦察虚实。她回去后对父说，袁的尸体停放在怀仁堂，盖黄缎陀罗经被，尚未入殓。袁家的男女都身穿孝衣，满脸悲哀。黎元洪这才确信袁真的死了。随即政治野心亦开始复苏，遂以吊孝的名义前往袁府。由于袁死前已宣布废除帝制，恢复共和。因此，黎前去的真正目的是取“金匮”，看看自己是不是总统的法定继承人。当黎元洪去袁的金匮石屋取袁世凯生前留下的总统继任人选名单时，少女黎绍芬尾随其后跟着看热闹，尽管遭其父训斥，但她仍不听，硬是要看个究竟。

在金匮石屋中，黎元洪取出一黄色硬纸卷，就马不停蹄地赶回黎宅，匆匆回到房中。回到家中，他打开黄色包囊，内有一尺多长的长方形泥重纸一张，上款写‘兆民托命”，中间写有’‘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下款书“民国万年”。顿时黎元洪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了下来。当黎绍芬看见纸上写着“黎元洪”，不禁脱口而出:“第一名是您，当然是您应该做大总统了!”黎乃笑容可掬地答道:“副总统当然继任大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黎家便成为堂堂的第一家庭，而黎绍芬便成为第一小姐了。但是，由于黎元洪手中没有实权，其元首之称仅是名义而已，而且家庭及孩子亦不时地随政潮的迭起而担惊受怕。这时间黎纷芬对政治也有了模糊的概念，所以她特别崇尚洋派。1917年6月底7月初，因张勋复辟，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而辞职，黎一家遂遵从黎元洪的嘱咐分别躲进了法国医院及法国公使馆，复辟失败后因黎宅发生卫兵刺杀官长事件，所以黎元洪立即决定移往天津英租界居住。此前，黎家已在天津买了房产并有许多投资，黎从此把主要精力用在举办实业上。

黎元洪在天津当寓公时，为显示他的新潮，黎的生活方式趋向西化，无论在家在外，他均喜欢穿西服和制服，绝少见他穿中式服装。他认为吃西餐比较卫生，而中餐用筷子反复在盘子里夹菜，易传播疾病。所以他坚持每日三餐均用西餐。黎绍芬深受他的影响以及被他所宠，所以亦经常西装革履，与其父一起吃西餐。而其母与工作人员均享用中餐，这种习惯对她一生影响巨大，同时，黎元洪外文水平不错、尤喜欢看英文版书籍，常常与女儿一起探讨欧美国家诸事。这样一来黎绍芬的外语水平也提高很快。

在天津时期，黎元洪一如既往地重视子女的教育，他特地聘请天津著名学者、天津著名的八大家之一赵元礼教其子女们学习汉语和书法，同时任命英文秘书孙启濂教子女英语，而数理化则由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派人来教。黎绍芬也十分争气，191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南开中学毕业证书。1923年6月她又毕业于南开大学、与周恩来为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而此时正是黎元洪被直系军阀拥上去又推下来，结果在天津新站演出了一幕拦车劫印之丑剧，黎元洪之妻吴氏得知，乃派大女儿黎绍芬与大儿子黎绍基带点心去看望其父，结果被卫兵拦在外面，是黎绍芬去找外国人交涉才得以相见。此事对黎绍芬刺激极大，在这之后不久她即决心赴美留学，黎元洪也非常支持她。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之夙愿和为祖宗争光，1923年7月黎绍芬束装赴美，准备攻读硕士学位。其父担心一个姑娘家在异国他乡不安全，就劝其自带随从，但黎绍芬坚决不同意。她认为这样会引外国人发笑，乃劝说其父改为资助南开大学学友周淑一同行赴美、这样既可为黎绍芬做伴，又做了一件善事。黎绍芬原来准备就读美国麻省威斯列学院，到那里才知道是个神学院，是胡适从中帮忙才改变志愿，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她在美国真可谓出尽风头，美国参议院议长夫妇专门陪她在华盛顿参观了美国的国会、并前往白宫，受到了美国总统哈定的亲切接见。在美国学习期问，她经常写信给自己的父亲，倾诉自己的思乡思亲之念，介绍在美国的见闻对此，黎元洪颇有兴趣，并表示要去欧美游历的愿望。

经过4年的学习，黎绍芬于1927年获得了哥伦比亚研究院的硕士学位回国，当时黎元洪听到消息后十分高兴。他认为在当时军阀官僚的女儿当中，能出国留学，并得到哥伦比亚研究院的硕士学位回来，太不简单了。所以，他拿出昔日当总统的威风来，专门派儿子黎绍基夫妇，二儿子黎绍业和二女儿黎绍芳远赴日本横滨迎接。回到天津后，黎元洪又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他对于西方男女平等，社交自由及尊重女性这一套极为欣赏。黎绍芬回国前，本来黎元洪想让她在家乡武昌成立的学院主持女生部，但北伐战争时该院被毁，致使黎绍芬转在天津任教，不久天津市教育局聘任黎绍芬为督学。

1928年黎元洪的突然逝世，作为长女黎绍芬自然十分悲痛，但更使她怒不可遏的是如夫人黎本危(本名危文绣)不守闺训、与其绸缎庄伙计勾勾搭搭，造成很坏影响。黎绍芬觉得这有辱父亲，便警告其悬崖勒马。哪知黎本危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仍然我行我素。结果黎本危被驱逐出黎家之门，为此黎本危也恼羞成怒，便于1933年具状法院，要求析产。由于黎本危长期在黎元洪身边，掌握有大量有利证据，结果这场官司以黎本危胜诉得手。这样一来、使黎家的产业犹如雪上加霜。

实业救国的黎绍基

黎家的第二代掌门人黎绍基，是黎元洪与吴敬君的大儿子。黎绍基既是长子，又是黎氏夫妇婚后20年而生养成功的下一代“香火”，他自然凝结了黎氏失妇及亲友们的希望。尤其是颇具封建传统的吴氏，其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她唯恐遭不测，平时不让儿子离开自己半步。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绍基已9岁，早已应该上学了，吴氏除了受命率全家避难于上海半年外，又受夫命立于实业，不让黎绍基出家，就连上学也是请人在家中教授，害怕有人乘机断其香火。1913年，尚不解人事的黎绍基便随母赴京，住进瀛台后又被其父聘教师教授于家。

到I917年张勋复辟，黎绍基已有I4岁了，完全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富家少公子，并已初解人事。当时张勋派梁鼎芬劝说黎元洪“归政”，并说归政后可以加封，结果被黎大骂了一通。晚上，黎氏几个孩子害怕父亲出事，在其父出门时尾随其后，被黎元洪发现，就发火道:“你们不知道的，快回去!”原来是黎与其心腹刘钟秀、蒋作宾商量躲避到法国医院的事宜，随后又转入日本使馆。张勋复辟失败后，黎氏举家转赴天津居住。

在天津时，黎氏一边从事实业，一边抓子女的教育。开始黎绍基随同其姐姐及弟妹在家由老师授课学习。后来，三赴日本的黎元洪认为，要讲教育的现代化，当时非日本莫属。所以，他即派长子与张之洞第十一子张燕卿一道赴日本贵族学院读书。为了解决孩子的营养与生活不能自理的问题，还随身配了日文秘书和听差、厨师各一人。

1921年黎氏夫妇令其尚在日本读书的黎绍基归国完婚。所娶是江苏无锡女子唐闳律。唐父浩镇曾是黎第一次任大总统时总统府的监印官，与黎元洪关系极好。I9I8年5月6日，段祺瑞率阁员再至总统府，请黎元洪在提交国会的参战咨文上盖印，黎略一浏览，便将咨文递给唐浩镇，唐因是黎元洪长子未来之岳丈，也是公府中激烈反对参战案的官员之一，平时公文盖印，只要黎将公文递过来，唐即盖印认但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将咨文推在一旁说:“此案我不能盖印。”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小夫妻两人的关系，两人感情甚笃，育有三子一女，他们分别是长子黎昌俊、次子黎昌懿、三子黎昌胤、女儿黎昌祁。他们不仅孝敬交母，而且现在美国或加拿大事业有成。

黎元洪认为，让孩子留学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忘掉了中华文化的根本。所以，1923年初，他命黎绍基由日本归国，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文科，又回过头来为儿子补上中华文化这一课。

黎元洪逝世时，正值黎绍基刚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不久，作为长子他不得不赶鸭子上架。执掌起黎家的庞大产业来。当时，黎家在中兴煤矿投资最多，所以中兴煤矿董事会召开会议，由董事会推举朱启铃接任董事会长，推选黎绍基为董事，并聘请与南京蒋记国民政府有关系，并与蒋私交甚厚的钱永铭担任总经理。1929年8月中兴煤矿经过第二次北伐后重新开始生产。为了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取消了驻矿经理制，改设驻矿力、事委员会，置委员5人，由董事兼协理张叔诚，董事黎绍基、陈景韩、唐在章以及申士魁组成，亲赴中兴煤矿矿区工作，后在众人努力下又发行公司债200万元，从而使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仅一年半就完成了黎绍基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结果使中兴煤矿很快复工，且扩大再生产同仁们都称他为人办事颇有其父遗风。

1933年，黎家后院起火，危文绣被逐家门后竟向法院具告要求析产，黎绍基愤而应诉，因其母吴氏已病逝近3年，家中许多产权证书均为危氏所掌握，故而黎绍基败诉，黎家天津之房产特别是水木清华均为危氏所得，后被危氏出租给天津东兴楼饭庄，危氏自挟资数十万到青岛与其相好王某开一绸缎庄为计。后因青岛市市长沈鸿烈认为有败风俗，便下令驱逐之。黎家经此打击后，大伤元气。不久，黎绍基在主持了黎绍芬的嫁礼后便将家迁往上海，专注于中兴煤矿的发展。1934年3月，中兴煤矿董事会召开股东会议通过改一分股息为六厘，呈向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换领采矿执照，遵照新公司法修改公司章程，改组董事会，推选有政治背景之叶景葵继任董事长，罗义生、张叔诚为常务董事，而出资的所谓北洋时代之旧人朱启铃、钱永铭、张学良、周作民、叶琢堂、王荫泰、苏汰余、周景棠、庄仁忠、张仲平、陈景韩等为董事，黎家虽出资最多，但因为无甚背景，黎绍基仅成为董事。可是，有关中兴煤矿大量的具体事务多由黎绍基去经办，因为有很硬的政治靠山及中兴煤的质地优良，抗战前一段时期，该矿步人正轨，每年产煤达70多万吨，销路日广，是该矿兴办以来的极盛时期。

黎绍基不仅是一位实业家，还是一位爱国斗士。抗战时期，山东中兴煤矿为日本武力掠夺，黎绍基作为董事并驻矿委员避居上海，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后虽然经大汉奸、原中兴煤矿法律顾问兼董事、当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督办王荫泰出面说合，黎绍基仍不为所动抗战胜利后，黎绍基同张叔诚二人赴中兴煤矿查看，见该矿满目疮痰，井上井下之损失无法估计。因矿区环境复杂，张叔诚未能参与其事，黎绍基即派该矿总煤师陈跃林就地接收。但是因为国民党在接收过程中肆意破坏，加之矿区内治安紊乱，无法恢复工作。但为了总公司和一部分矿区职工之生活，黎绍基即负起责任在上海设立中兴煤矿公司之子公司鼎中贸易公司，亲自主持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并在天津设立鼎中贸易分公司，派周一峰为其负责人。同时计划恢复中兴轮船公司业务。派人将被日本掠夺的船只，经过艰难曲折之手续集中到青岛，聘姚禹矫为该公司经理在青岛主持一切，并在上海设立分公司，黎绍基亲赴香港台湾以及南洋开拓业务此后两年，公司业务尚称顺利，从而使黎绍基有能力资助自己之儿女出国留学。全国解放前夕，由于该矿之董事长叶景葵，董事叶琢堂、周作民，总经理钱永铭均离沪在港，公司的一切事务由黎绍基在沪全权办理，并亲自迎接解放大军进城。

新中国成立初，黎绍基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解，他生怕革他这个资本家的命。当1949年11月，虽然在上海的黎绍基受到了政府礼请到北京参加全国交通运输会议，但他仍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会。当会议中间，他受到了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和宴请，才打消了他的顾虑。尤其是在宴请时、黎绍基恰巧坐在周总理身旁，周恩来对他讲的第一句话是“尊父宋卿先生有句名言‘有饭大家吃’。”这句话使黎绍基心中涌起阵阵暖意，这说明人民和国家对他的期望和重视。宴会时，周恩来还问起黎绍基之姊黎绍芬之近况，并说黎绍芬跟他在天津南开时是同学，并且是第一批男女同学会议以后，黎绍基经与张叔诚(中兴煤矿常务董事)商量:决定改组董事会，并推滞留北京的董事长朱启铃为董事长，张叔诚仍为常务董事，黎绍基为董事兼总经理，当时为天津交通银行副经理、与该矿有贷款关系的周叔廉为董事兼任协理，任凤苞、唐伯文为董事，组成中兴煤矿新的领导班子。第一次董事会后，黎绍基即请董事唐伯文去香港，设法将所有滞港船只悉数重返大陆集中上海，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但由于种种原因，所有船只滞沪一年有余未能加入生产，对中兴煤矿造成不小的损失二后经黎绍基和张叔诚将该矿情况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之一的陈叔通协商，又由陈向周恩来陈述该矿情况，亟待经济援助，恢复正常生产，后政务院令有关管理机构给以支援，才得到全面恢复生产。

1951年，黎绍基率先申请该矿合营获得批准。由于该矿在抗战时未与日本合作，在发给定息时，仍按该矿规定股息六厘发给，以资奖励。该矿合营后，附近各小矿及小窑均并入，经营规模日渐扩大和发展。黎绍基为其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黎绍基却受到了严重迫害，但他毅然怀着对新中国的信念而走了过来。粉碎“四人帮”后，他充分发挥余热，热心侨务工作，曾任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常委、市侨联委员以及徐汇区侨联主任委员。他经常嘱咐旅居国外之子女，一定要热爱祖国，要为祖国建设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其子女亦遵其父嘱托，多次从美国、加拿大回国探亲、观光和访问。1982年，他的三子一女各偕自己妻子、丈夫、儿女归国相约在上海，庆祝黎绍基八十大寿不幸的是黎绍基刚过完八十大寿不久，于1983年1月31日病故于上海，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人生旅程。

政治婚姻的牺牲品黎绍芳

袁世凯以请君入瓮之计调黎进京后，黎元洪官职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完全成了摆设。袁为了进一步为他所用，先是推黎为参政院院长，又规定副总统月薪1万元，月公费2万元，另支参政院长与参谋总长之薪津，从职位名义上看可谓升官发财。黎除薪水照收不误外，不问政事，整日在壕台念佛颂经。可是，袁觉得要恢复帝制，这样还不足以让他放心，于是.他又导演了一出”袁黎和亲”的政治闹剧，拉黎垫背，令黎哭笑不得。

起初，袁常半真半假地在黎面前以亲家相称，黎并没在意。后来，有一天汤化龙亲自上门说亲，才使他大吃一惊。汤说:’‘总统有意与副总统换亲，以副总统之女嫁给总统的九公子或十公子，以总统之千金与副总统大公子绍基换亲。此乃天作之合。莺凤和鸣，还望副总统成全他们的百年好事……”黎若有所思地说:“承蒙总统抬爱和济武兄的美意，等我与夫人商量以后再专程察告总统”。

袁世凯见黎迟迟没有回音，唯恐有变，便自己亲自出马。那是1914年的一天，袁世凯专门请黎元洪到他家做客，席至半酣，袁突然把他的儿子都叫出来，当面对黎元洪说:“我们两人既然同台，两家不妨也结为至亲，让儿女换亲，世代友好你给我一个女儿做儿媳，我也给你一个……”黎元洪见此事重大，又当着他儿女之面拒绝不得。便说:“我先给你一个吧!至于总统的千金嘛，这种儿女大事急不得，我回去同夫人商量商量

在黎看来，全部回绝是不可能的，全盘答应又要惹得家庭不和，甚至会给黎家下一代留下后遗症。黎回去和妻子商量时，吴敬君见袁家势力大，黎家不敢娶袁氏之女，吴氏害怕“袁世凯的女儿做我的媳妇，我这个婆太太吃不消”。最后他们就和了个稀泥:只嫁黎家女，不娶袁家媳。

可是，当袁家将第九子十子的生辰八字送到黎府时，黎氏夫妇又进行了一番舌枪唇战，夫人却煞有介事地问道:“这两位公子，哪位是大太太生的，哪个是姨太太生的?”

“袁家一共有一妻15妾，共生子女29人，只有袁克定一人是大太太生的，其余都是姨太太生的。’，黎答道。

一向很重名份主次的黎夫人这一下恼火了:“那不行，怎么都送来姨太太生的，这分明是作贱我们。我生的女儿只能嫁给他大太太生的儿子!”

“将就些吧太太，你当真是平等联姻，这是政治圈套。你怎偏要独点‘潘仁美’呢?再说姨太太生的名人多的是，李鸿章是，袁家七小姐也是，现在宣统皇帝不正在给袁七小姐联姻吗?现在是什么时候，刀把子在人家手里，已到了非同意不可的地步了。”

无论黎说得水点得着灯，太太就是不依，而且只要是黎一提及此事，她就不理睬黎，两口子为此打了一场“冷战”。

当时，袁家之大媒汤化龙送来了袁克玖的八字、并要黎家二女儿黎绍芳的八字，但黎元洪不知道。由于吴氏对此婚姻坚决不同意，黎吴夫妇二人竟失和，一月之内互不理睬。黎元洪问吴氏二女的八字，吴氏闭口不谈，后来还是由黎绍芳的婶母口中探听出她的八字，才勉强定婚。

订婚时吴氏不出来招待宾客，后经众人一再劝解，再加上黎突然想到夫人迷信看相术，他就如法炮制哄着她说:“我曾见过袁家老九，下领特长，定有后福，说不定你今后还要享他的福呢……”黎夫人听了此话，不免有点动心，更何况袁家是志在必得，胳膊扭不过大腿的她只好同意年仅8岁的黎绍芳与袁克玖定下终身。

黎绍芳是黎元洪与吴氏的第二个女儿，也是黎家的第三个孩子，生于1906年12月29日，绍芳自幼聪明伶俐，品学兼优，只是有神经衰弱症，对双亲尤其母亲至孝。1911年武昌起义时不足6岁。1913年后随父母到北京，在家中受学。其时黎绍芳才8岁，完全不解正在进行的事情，就这样，她在懵懂中便被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黎绍芳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订婚很荒唐，但又无法摆脱，以致终日郁郁寡欢。后来她在家随师学习，尽管学习很好，却总认为前途无望。黎氏夫妇为改变她的精神状态，决定让她去南开学校上学，心想也许学校生活会使她好转，可结果是她只在南开大学预科上了一年，便退学回家待在家中。

绍芳之所以成为政治牺牲品，黎元洪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如果说当初订婚，黎身不由己，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袁氏死后，黎氏姊妹曾多次请求黎父解除婚约，而黎元洪死抱封建主义老教条，均一口拒绝，这是加速绍芳到阎王爷那里报到的关键原因。那是绍芳在南开大学预科读书时，她写信给赴美留学的姐姐绍芬，希望她说服父亲解约当黎绍芬和她父亲黎元洪商议退婚，但黎元洪则抱着封建礼教的条条框框，认为既已订婚就不能反悔，故而断然拒绝。绍芳听后急火攻心，病情加重，发展至退学休养。为此黎绍芬在美国时曾写信劝她大妹黎绍芳去国外看看，但她决不肯去。以致她更加抑郁，久而久之，竟患上了精神病。

1932年2月吴氏病故，黎绍芳的哥哥黎绍基请刘钟秀(黎元洪之秘书)向袁家讲:“绍芳精神已不正常，婚事也就算了吧!”袁家表示坚决不同意，并说:“婚后要老九陪她玩玩就会好的。”

1934年，素有花公子之称的袁克玖自美国回来，看到如花似玉的黎绍芳，巴不得马上成亲，就托人前去提亲二当时，老一辈都已离去，黎家老大绍基担当起长兄如父的责任，他认为袁黎联姻系当时政治所迫，且妹妹有病，而今时过境迁应解除婚约为宜。于是，他再次

给袁家老大克定说:“现在我妹妹重病在身，医嘱不宜结婚。我看这桩亲事就算了吧!”

“我们有二代交情，父辈做的事，反悔也不好。现在医疗又发达，婚后小两口又可照应一下，说不定会比现在好呢。”哪知袁克定却硬是不同意。同时，袁克玖对黎绍芳的姐姐黎绍芬说:“我是为我的父亲才牺牲我自己答应和令妹结婚的。我嫁个妹妹花了20万，你可别小气啊!”

黎绍基斗不过阴险狡猾的袁家兄弟，无奈只好依了袁家。旧式婚礼规定，在迎娶前一日，先抬嫁妆过门，据陪嫁的女佣人回来对黎家说:袁母当日夜间，即把陪嫁箱笼全部打开过目，认为嫁妆不丰，脸上即呈不悦之色。

更让黎家难以容忍的是，放荡成性的袁克玖与绍芳结婚不久就纳妾，更加重了绍芳的病情。袁家为了甩掉这个包袱，索性把她送到北京疯人院。可怜绍芳就这样在疯人院中度过余生。于1945年4月15日抗战胜利前夕病故。就这样，为政治而活活埋葬了一个青年女性的爱情、婚姻乃至生命。

与首义同岁的黎绍业

黎元洪的次子黎绍业，字仲修，他出生于武昌起义前夕的1911年7月31日，尚在襁褓中时，就随母亲吴氏避难上海。当他还是顽童时，黎家卷人全国政局动荡的漩涡中，他却浑然不知是祸是福，免去了哥哥和姐姐的烦恼和伤害。

黎绍业是黎家有名的药罐子，他从年幼到青年一直是病痛缠身。由于他是黎元洪夫妇的么儿子，也是黎元洪于近耳顺之年而获此子，故而受到较多溺爱。黎绍业自幼体弱多病，其父便聘教师在家读书，黎元洪见其颇有古人遗风，喜读四书五经，爱弹古琴，更加钟爱。后黎绍业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也因病退学，由哥哥聘教师在家学习，他几乎完全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完成学业。

黎元洪逝世后，黎绍业才开始帮助其兄黎绍基打理产业。直到他24岁时，才与原北洋政府海军总长之女刘孝深结婚，并育有二子二女。黎绍业真可谓因病得福，他先后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民革委员、天津市文史馆馆员;他几乎在淡泊宁静中生活了一生，显得特别安静实在;他于1997年病逝于天津，终年86岁，也是黎家第二代最长寿的一位至此，黎家的第二代的故事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