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青
1968年10月底,我被送往广阔天地接收再教育。那时我来到黄海最北端,丘陵尽处的一座山沟——鹿圈沟。但那时它抛弃了鹿圈沟的本名,改称红山峰。这和当时许多叫“宋革命”,“王卫东”之类的人名是一个道理。
鹿圈沟说来就是两道高耸的山脊夹一趟深十几里的沟筒子。从沟口至沟里有四个生产队(如今叫村民组),最沟里的一个叫冷疃生产队,这就是我插队的地方。
疃,这个字经我后来考证,大多是山东半岛一带记作地名的专用字,一般在辽东农村很少使用。由此我推测,早先年冷姓人家从山东闯关东来此定居,由此而生冷疃。我后来憋在大山沟的一年半里,几乎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那时年轻的我,常常怨恨冷氏先人为何选了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建“疃”,并且在这么个穷地方还幻想“富贵荣华”。
说起“富贵荣华”,这是贫农冷连富、冷连贵、冷连荣、冷连华四兄弟的名字,寓意让人一目了然。然而现实中的四兄弟却人人与贫穷困顿相伴。那时人们无法想象穿皮尔卡丹,吃生猛海鲜。人们过着“越穷越革命,越革命越穷”的日子,家家户户概模如此。
大哥冷连富一家实际是三家,因为家有老母,所以老三、老四两家与大哥伙在一起过。大哥是生产队长,同时还是大队贫协主席,好像还兼任公社革委委员。他是一个极能吃苦耐劳,又不乏热心正直的农村基层干部。那时当干部不比现在,虽然没有三个代表之说,但是却有张思德、白求恩、移山愚公可学。因此农村基层干部除了带头干活,带头开会,实在是没看到有什么别的好处。
记得那时白天在队里大干,晚上还得集中在队部的饲养棚大炕上开展“三忠于四无限”。半是土炕半是地的一大间土房子里,密密匝匝的挤满了男女老少社员,浓烈的旱烟呛得人直咳嗽,不停的咳痰,吧唧吧唧往地上吐。混暗的油灯下,小队会计在读半个月前的社论《大批促大干》,读完一段,便是大家发言讨论之时,每当这时,看看昏昏欲睡的人们,“咳!咳!”大哥就会清清嗓子“我说两句”(说,发学音),然后就微闭一眼半睁一眼,面朝屋脊,不紧不慢讲出一套套的因为所以来。
大哥一家铁杆贫雇农,尤其是大哥从土改到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一直都是社队干部,会开的多,也见识的多,因而自然知道的也多。大哥讲过后,队里的几个后生连逗再闹,你一句我一句,不着边际南朝北国一通;几个光棍趁机向妇女队长和另外两个村花献媚。墙角旮旯处传来此起彼伏的鼾声,却丝毫不影响有兴致的光棍和女人调侃。
这是劳作一天文化精神生活的至高境界。待到人们实在困乏的不行时,也到了月落星稀的半夜时分,苦熬半夜的人们终于可以四散奔回各家的沟沟岔岔。
大哥三家人一起过,有近十五六口人,孩子一大帮,大房的,三叔的,老四的,长得差不多一般大小,都在一口锅里争抢着吃饭,一圈苞米粥没盛完,先头的已喝完,又把碗伸过来,一声嘿喽,“等着!看能不能剩下”。孩子们连一碗苞米粥都难得吃饱,更别说别的什么奢望了。如果有一块茧蛹糖,或是生病时煮个鸡蛋,那可真是莫大的享受了。到了晚上,一铺大炕睡了一排萝卜头,少一两个察觉不出来。好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拐卖人口的。
我记得大哥家有个小二,名叫冷宪山,是个机灵聪慧的孩子,有十二三岁的样子,那时从大队放了学,常跑到青年点找我玩儿,教我一些农业生产的知识,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了在青黄不接的春天,实在没啥东西可吃的时候,可以从正开花的土豆秧子垄上,扒开尚未成熟的土豆充饥,有一次我下工回来,走在土豆地头,趁没人看见,扒了几棵土豆秧,可惜小土豆只有玻璃弹珠大小尚不能吃。
那时人们不仅吃不饱,而且住的穿的也极为简单。二哥冷连贵家与我们青年点为邻,是一趟并排的鹅卵石房的东三间。说起鹅卵石房,这是我现在以为最合适的叫法。那房子就是拣河套里洪水冲刷去棱角的鹅卵石蘸黄泥为砌浆垒成。经过一两个冬春,泥巴脱落,墙就只剩四处透风到处露缝的鹅卵石了。夏天还好,冬天可就倒霉了,房子正迎沟筒子风口,晚上风吹得屋里的油灯都点不住,我躺在炕上,透过挂霜的鹅卵石硕大的缝隙,甚至可以看见月亮和星空。
二哥家六口人四个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五六岁,都是长身体能吃饭的时候,没有粮,自然也就吃不饱,再加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点油水,孩子们一个个长得瘦骨伶仃,再加上穿的破衣烂衫,就像在老电影里看见的灾荒饥民一模一样。
那时生产队拉大帮干活,天半晌歇息时,人们累得东倒西歪躺在地头。二哥这时候就一个人钻到山坡旁的沟沟岔岔去找獾子洞,一旦发现踪迹,就在深夜偷偷摸摸来掏獾子。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呢?那时,没有动物保护的考虑,避人耳目是为了免受批判,因为那时规定,人们只能干集体的活,除此以外都是不忠于革命路线的离经叛道。
二哥有一手掏獾子的绝活。冬夜,我曾随二哥上山,目睹了他掏獾子的手艺。二哥瞄好了事先探好的洞口,找来一堆蒿草堵上,然后又在那洞口附近十来米之外寻得另一个洞口(据说獾子洞都有两个出口)。找着这另一个洞口后,二哥就把钢丝套下好,他手拿镰刀和尖镐守在洞口,令我把蒿草点着,烟和火顺着洞往里灌,獾子被烟熏呛得受不了,就顺着洞朝另一个出口钻,结果不是正中猎套,就是被棒杀。那天的獾子就是一头钻进猎套的。
二哥把獾子装进麻袋背回家,连夜剥皮处理,然后凌晨翻山越岭四五十里去岫岩的洋河赶集,偷偷去集市上把獾子油和肉卖掉,再给女人和孩子扯几尺布,或换些火柴灯油之类的东西。在中午时必定要赶回来,下午出工时就撒谎说,昨夜里感冒,上午在家发汗了。
老三冷连荣留给我的印象不深,他是生产队的记工员,每天背个粪筐,上工下工时顺道拣粪。话少,脸上长少许浅白麻子。
冷氏兄弟诠释“富贵荣华可能因人而异”,但标准低怜却是共同的。
在对冷疃的记忆中,有一件事使我经久难忘。有一次在田头休息时,累得饥肠辘辘的人们,讨论起什么最好吃的话题,这也许有画饼充饥之效。这时,蹲在一边的老四冷连华开了腔,他磕磕巴巴的一番话,顿时使我空虚的胃肠有了无限的美满。“哎呀,你们就别…别…东扯葫芦西扯瓢了,什么这好吃,那好吃,我说啊,刚出锅的大……大卷子(卷发转音,馒头)蘸灰油(猪油)让俺造个够,就…就…就他妈算没白活回人”,他细致地描绘了那大卷子是多么多么的白,那猪油是多么多么的香,那吃起来的感觉是多么多么的顺畅,总之,那肯定是最好最好吃的东西了。
我何尝不赞同“大卷子蘸猪油”乃天下绝吃的说法,说起青年点的饭,更是吃没吃喝没喝,早上一碗稀溜溜的苞米粥,加块萝卜瓜子咸菜,干着重体力的农活,半晌头一泡尿全出去了。那时一天到晚总是盼着吃饭,哪天中午有块儿苞米饼子加菜汤,大家都觉得高兴。
老四腊黄的脸上,显现出严重地营养不良,汗渍浸透的衣裳补得没法再补;干涩的唇边曝起一层滋皮,他正用舌尖舔舐着刚卷好的纸烟边。
我之所以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这话这情景,多少年后还历历在目。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他的话在当时引起我的共鸣,以至使年轻的我饥饿之欲陡涨,认同“大卷子蘸猪油”,乃天下第一美味之论断;其二是冷连华在说过这话第二年,因患肝硬化肝浮水而病故,他把可怜的理想带进了坟墓而终生未能实现,这成为对我年轻心灵的震撼。
许多年以后,我发现,仅仅是吃饱肚子,并不是多难的事儿。也许从那时起,我养成了发现浪费粮食暴殄天物之人就极其愤慨的情感,这可能是一种怀旧情节使然。
富贵荣华哥几个几乎一生都没走出鹿圈沟,他们抬头看见的只是两山夹一沟的天,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沟沟岔岔贫瘠的山地上土里刨食,他们渴望富贵荣华,可富贵荣华何时与他们沾过边?
作者:李青,辽宁丹东人。1968年底下乡,1970年底参军;1976年复员,当工人,上大学;后从事企业管理至2011年退休。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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