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讲起我们共和国的革命史,便总会有一些绕不开的人,像是毛泽东毛主席、周恩来周总理、朱德朱总司令等等。
其中的周恩来总理,在我们的革命史上,绝对是占据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位置,堪称是我们革命史上的“头等人物”之一。
在建国后,周恩来成为了我们国家的首任总理,为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呕心沥血,是我们最为敬爱的人之一,是我们的好总理。
但其实,周恩来总理在我们的历史上却还有一些其他的身份,说起来这些身份,总能让周总理更为人所钦佩。
中央特科
在1927年4月11日晚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派出了他们手下的军队,以各种借口将我们工人纠察队的枪支都给收走了。
看到了解除武装、手无寸铁的工人纠察队,国民党的士兵们露出了獠牙,他们开始疯狂地屠杀、抓捕我们共产党人以及先进的工人群众,这便是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我们党和先进的工人团体有300多人死于非命,500多人身陷囹圄,五千多人被迫逃亡,局势对于我们党越来越不力,中国革命随时有了夭折的危险。
此危急存亡之际,我党中央机关紧急从上海迁往武汉,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五大,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党总结最深刻的一件事,那就是一定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敏锐的耳朵”。
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准确机密的情报机构,以此来了解敌人各种动向,从而使我们做出应对。
国民党此时便有各种特务机关作为他们的情报机构,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准确地给我党造成了重大损失,既然他们能搞情报机构,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呢?
就这样,在1927年的11月,我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了我们的情报机构,也是中央的保卫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也就是“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主要负责的,便是搜集敌人的情报,对敌人进行“非常规打击”,同时保卫我党重要人物的安危,而中央特科首任实际领导者便是周恩来。
中央特科分为四部分,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体部署,制定计划,安抚牺牲烈士等工作,相当于中央特科的“办公室”。
第二科是情报科,也就是我们党的眼睛和耳朵,负责收集情报,策反敌方重要人物,让他们成为我党的棋子。
第三科便是行动科,是我党的利剑,负责保护我们重要人物的安危,铲除我党的叛徒和敌方的重要人物,由此也被称为“红队”,锄奸队打狗队等。
第四科为交通科,负责来往交通联络,把有任务的同志们送到地方。
整个中央特科,就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
周恩来总理在我们的印象中,向来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怎么会成为这刀光剑影之中的领导人物呢?
其实周恩来总理并不只是一个书生,他是文武双全,早在南开求学时,他便曾经师从当时的武术大家韩慕侠老先生,学习了一手形意拳,那也是可以“飞檐走壁”,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身手。
在中央特科成立之后,经过周恩来的不断运作,很快就发挥了重要作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已经渗透到了上海的警界和军备司令部,以及南京各国的驻华使馆等等,截获了大量机密资料,让我们党直接战斗在敌人的内部。
中央特科的第三科行动科,更是让敌人闻风丧胆。
锄奸行动
1929年8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等四人在上海开会时,被国民党的特务抓捕了,后来经过调查,竟然是我党的军委秘书白鑫出卖了这些同志们。
并且白鑫给国民党的情报是这批人里有周恩来,万幸周恩来临时有事,没有参加这场会议。
周恩来得知后,迅速召集了中央特科第三科,下达了两个任务:第一,将被捕的彭湃同志等人完好无损地救出来;第二,立刻处理白鑫这个叛徒,有杀无赦。
但令人悲痛的是,在彭湃等人被捕六天后,便被国民党火速杀害了,这对于我党来说是极大的损失,而白鑫更是知道他已经惹怒了我党,从此便躲在了上海霞飞路的弄堂中,深居不出,等着国民党派飞机把他送往意大利避难。
但他再怎么躲,也躲不过我们复仇的利剑。
1929年11月11日晚上10点,前来接白鑫的汽车停在这个弄堂的后门,先是搬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行李后,白鑫才在一圈保镖的围拢下,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
但谁知刚走出弄堂口,白鑫耳旁便响起了一阵枪声,是我党锄奸队出手了。
锄奸队中都是枪法出神入化的神枪手,只听一阵乱枪之后,白鑫以及国民党一众特务被当场打死,为我党的同志们报了仇。
此事当真是大快人心,国民党得到了这个消息后,立刻要追捕凶手,但他们能去哪里追呢?
从此之后,国民党对于我党的锄奸队是闻之色变,可以说正是有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我们党才有了敏捷的情报机构,才能为我们党的领导人保驾护航。
隐藏的军事家
周恩来总理的第二个身份,便是我党一个具有卓越眼光的军事谋略家、军事指挥家。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党也认识到了自己手里有武装的重要性,知道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所以建立一个我党自己的军队,就成了一件重中之重的事情。
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负责领导,决定在江西南昌进行一场武装起义,发展我党的军队。
这次起义经过一番激战,我部全歼了南昌的守军三千余人,收缴了五千余支各式枪械,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给了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沉重一击,鼓舞了全国各地革命志士们的斗志,标志了我党从此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8月1日从此也成为了我国的建军节。
1931年,周恩来成为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来更是和朱德一起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排众议,力挺毛主席重新“出山”,负责指挥军事行动,从此之后,才真正有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才有了后来天马行空一般的军事奇迹——“四渡赤水”。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也曾多次协助毛主席制定针对敌军的作战方略,与此同时也没有忘记我党在敌人内部的战斗,亲身领导指挥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革命运动。
在建国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总理也是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作战计划的制定,并主动承担起了战争最重要的工作——后勤工作。
正是有了周恩来总理,我军在历次战争中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但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将星辈出的时代。
在军队指挥上面,我们不仅有“十大元帅十大将”,刘少奇、邓小平等革命先辈们,在战争指挥上也都是不世出的人才,更兼有毛主席这等在整个时代中都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
所以周恩来总理的军事指挥才能,在这等将星光环璀璨的时代,往往会被人们所忽略,但他在军事中的贡献却不容忘记。
大国风范
周恩来总理第三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如果说组织情报机构、指挥战争,这些让周恩来总理看起来像一个久经磨练的老将,那么在外交方面,只能说周恩来总理有着惊人的天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交天才。
在建国之后,周恩来总理便兼任了我国的外交部长。
1954年6月,周总理对印度和缅甸进行了国事访问,在这场访问中,印度是非常担心的。
因为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虽然独立了,但和周围国家的关系依旧有些紧张,一直到今天,印度依旧觊觎着我国西藏边境部分的国土。
在当时印度就和我国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常担心,但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期间,却直接给印度吃了一颗“定心丸”,那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
这五原则一说出来,立刻将新中国的大国风范尽展无疑。
随着亚非地区以前殖民地开始独立,国家也越来越多,如何让这些新生国家发展,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1955年4月,亚非国家决定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一场会议。
在万隆会议上,新生的亚非国家们对我国是“又敬又畏”,因为美国早就给他们“洗过脑”——中国是非常可怕的。
在这场会议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对我国有着一些敌视,甚至不想让周恩来总理做发言。
最终,周恩来总理也只获得了很短的讲话时间。
只见周恩来总理从座位上站起来便开了口:
“中国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
这一句话,便将在场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们“镇住了”。
最终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更是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万隆会议上又形成了10项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
一直到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依旧是国际上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而关于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故事,更是流传下来不少。
各自“背叛”
1956年,当时的苏联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竟然全盘否定斯大林,批评斯大林是搞“个人崇拜”。
这件事传出之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觉得不可思议,而赫鲁晓夫却是更加膨胀,觉得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实力最强大,自然就可以说一不二,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都是在看“弟弟”,满脸的大国主义、老子党作风。
最终爆发了“波匈事件”,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面临了分崩离析的风险。
赫鲁晓夫决定拉拢中国,来应对来自东欧的危机,于是便邀请了在国际上非常具有声望的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
周总理也是想顾全大局,维护社会主义阵容的和谐,于是在1957年到达苏联进行国事访问。
在会谈上,周恩来总理一直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客观理性的思维去规劝赫鲁晓夫,让他明白斯大林的功过是非。
然而赫鲁晓夫的想法却根本不是讲道理,就是想用利益拉拢我们中国,形成人多势众,强逼东欧妥协,这是很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说白了便是政治无赖。
最终周恩来总理又走访了波兰和匈牙利,进行会谈,在周恩来总理多方奔走,不断努力下,几个国家都发布了和平宣言,一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裂的风险就此消弥于无形之中。
1961年,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周恩来总理带领我国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与会议。
这场会议上,赫鲁晓夫终于撕下了伪装,他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大肆攻击,并且指责我们中国共产党反对苏共,周恩来总理多次向他申明1957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宣言,但赫鲁晓夫却是完全一副“我不听”的样子。
最终在周总理条理分明的话下,“破防了”的赫鲁晓夫更是直接对周总理道:“你说的很好,但你应该认识到一件事情,我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你是资产阶级的后代。”
这话说的确实没错,周恩来总理原本的家境并不算差,和当时的普通百姓比起来的确算是略有家资,赫鲁晓夫的出身也的确是普通的工人之家。
周总理放弃了比较优越的生活,毅然决然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之中,这本来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可赫鲁晓夫此时说出来这种话,分明是在讽刺周恩来总理“根子有问题”,是在为资产阶级说话。
这话偏偏也很难反驳,毕竟赫鲁晓夫说的也没有错,但周总理就是周总理,外交天赋此时展现了出来。
他对赫鲁晓夫点头道:
“赫鲁晓夫同志,你说的确实没错,我们虽然出身的阶级不同,但我们俩却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
周恩来总理这句话说出来,赫鲁晓夫立刻面色低沉,无地自容。
周总理如此轻巧的一句话,既表明了自己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决心,又回敬了赫鲁晓夫的讽刺,指明他所做的事才是对工人阶级、才是对无产阶级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周恩来总理的这三个身份,其实也是周恩来总理各方面能力的体现,更是周恩来总总理一心,为了我们国家发展做出努力的表现,我们相信有了这,等先辈们世纪的基地,我们,这些后代人美,一定可以更好的去建设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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