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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的张晨硕士毕业了。她的世界已经22年没有白天和黑夜、光明与色彩。

此前，她以初试、复试均为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安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20级学科教学（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为安徽省通过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首位视障研究生，同时也是全国首位音乐学科教学专业声乐方向的视障研究生。

两年的时间，对于张晨来说，更像一个“间奏”。在那之前，她是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音乐老师。毕业之后，她将再次回到那里，带着更好的教学理念、更新的教学方法，以及全国首个视障声乐硕士文凭。

对她来说，这个文凭的意义远远不是一张证书、一顶硕士帽，它是理想，是抗争，是一颗铺路的石子。她希望学生们知道，视障者不是只能学习推拿，不是只能读特殊学校，本科也不是他们的天花板。他们可以跳出自我的局限，跳出社会的眼光，争取自己更美好的未来。

6月16日，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张晨和父母、丈夫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张晨的自述：

换一种形式“看”

“学生”和“老师”这两个角色，在我的生命中彼此交织，也互为注脚。

13岁来到安庆特教学校时，我正在经历人生的第一场“巨震”。我从小有弱视，视力大概只有0.3左右，但还可以写字、看书。小学六年级的一天，我因为眼底充血，导致视网膜脱落。走在上学的路上，眼前突然变得模糊，像是起了好大的雾，眼前的人、物，都只剩下一个轮廓。这样持续了三天，连轮廓也没有了。

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我之后的生活要怎么办，而是我爸妈如果知道这事儿，他们怎么受得了。我试图瞒着他们，但当天晚上一回家，他们立刻就发现了，要带我去上海做手术。我们是坐飞机去的，找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但是手术没有成功。视网膜贴上了，视力却没有丝毫的恢复，我还从此失去了光感，再也分不清白天黑夜了。

我原本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可突然一下子，我觉得自己被捆住了手脚，哪里都不能去了。要去任何一个地方，做任何一件事，都必须求助于别人。我开始害怕，有一种人生没有出路的感觉。

在那所当时全市唯一的特殊教育学校，我见到了我后来的班主任。这个班主任对我影响很大。我记得一个细节，他从不说“摸书”，而是说“看书”。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不同，但对我来说，这件事的触动是难以言说的。我当时觉得自己失明了，从此就和“看”这个词无缘了。但他一直向我们传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你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在看，换了一种媒介来看。”

改变我人生的另一件事，是音乐。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特别有乐感。父母后来说，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闹腾的孩子，怎么哄都不行，但是一放音乐，我就安静了。到了一岁多，我开始模仿唱歌，据说模仿的音调和节奏都很准。

刚刚失明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很烦躁，有一次偶然听到德彪西的《月光》，它好像一只温柔的大手，一下子就让我安定下来。当时特教学校还没有音乐老师，我定期去省城学习音乐。两周一次，从安庆到合肥，坐大巴要4个小时，来回就是8个小时。

我内心是雀跃的，尽管学钢琴对我来说变得艰难了。从这个音跨到另外一个音，我要一个一个地去摸，去找音和音之间的感觉和距离。别人可以一边看谱一边演奏，我要先把曲谱完全背下来，在钢琴上一个音一个音地找到每个和弦之间的关系，再把两只手合起来，一小节一小节地对准位置。这样的过程重复无数遍之后，才能够弹奏出一首完整的曲子。

在安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读研期间，张晨跟学院老师交流音乐。受访者供图

我的声乐启蒙老师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

她让我体会到了音乐带来的“色彩感”。刚见到她时，她正在唱一首名叫《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歌，有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唱到这一句的时候，好像我前面真的有风吹过，云飘在天上，头发一点一点飞起来了。我才意识到，原来音乐是可以让我打开另一扇门的。

上了几节声乐课以后，我拿到了全国校园歌手大赛的银奖，是和普通学生一起比赛的。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2002年，初二还没有上完，学校的教导主任知道我有音乐的特长，就跟我说，你以后可以考大学，长春大学的音乐专业是招收残障学生的。我去了，也没觉得能考上，只是去试试，看看到底考啥。结果非常意外，我考上了，而且还考了当时的全国第一名。

“原来这就是平等”

毕业后，我回到母校安庆特教学校，成为了一名音乐老师。

我自己是视障者，我知道我的学生需要什么。我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期待，有什么样的渴望。受到当时那位声乐老师的影响，我想，视障者长期被关闭了视觉的“大门”，但训练出了很强的听觉和记忆力。我的音乐课可以以听觉为主，其他感官为辅，连接起来，构成一种通感，从而更好地通过音乐，感受这个世界。

一些学生完全没有看见过这个世界，他们不明白什么是颜色。但是有时，他们会告诉我：“这段音乐，让我感受到了白色。”我问，你是怎么感受到的？他说：“你告诉过我，白色是纯净的，圣洁的。我觉得这段音乐就是这种感觉。”这给我很大的惊喜。

孩子们想象力可丰富了。有的说这段音乐让他们想到了棒棒糖，有的说那首歌的前奏让他们感受到了草的绿色，晶莹剔透的露珠。即便以后没有当上音乐家，至少他们能够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他看不见，但他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得到一些补偿，知道这个世界是多彩的。

后来，我发现喜欢音乐的视障孩子很多。不满足于只上音乐课，我组建起了课余合唱团。一开始，合唱团里只有七名同学，是七个女孩子。有一天，一个学生唱起了《七色光》。唱完了，她突然说，七色光有七种颜色，我们每个人就是一种颜色。我说，音乐中有七个音符，你们每个人也是一个音符。“七彩旋”，这就是我们合唱团的名字。

在安庆特殊教育学校音乐教室，张晨正在给视障学生上音乐课。受访者供图

后来，我们这个合唱团不断壮大，开始参加一些活动。有一年，当地举办了一个合唱比赛，经过争取，我们也参加了。同学们都很振奋，想拿到一个好成绩。那时候，他们除了上课，几乎都在唱歌。在食堂唱歌，在厕所里唱歌，在跑步的时候唱歌。他们真的做到了，在比赛中，他们也唱得很好。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比赛最后现场亮分，我们学校不报分数。等所有学校领奖结束之后，我们才拿到了一个特别奖。

那一刻的感觉，真的很难形容。我以为我的学生不懂，其实他们都懂。一个很小的小朋友跑来问我：“老师，什么是特别奖？是我们表现得不好吗？”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个学生又问了：“老师，是不是无论我们唱得好不好，结果都是一样的，只能拿特别奖？”

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好沉重，我回答不了。然后，第三个孩子问我：“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参加比赛？”

我很能理解他们，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从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获得各种奖项，最让我深恶痛绝的，也是这种“特别奖”。这代表什么？真的说不清楚。我不能否认主办方的好意，可是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好意，我们需要的是平等参与的机会。

我只能跟他们讲，请你们相信我，下一次如果还有这样的比赛，我向你们保证，不会再有特别奖，好吗？

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第二次比赛。在比赛前夕，我找到相关负责人，希望能够按照我们本来的水平打分。是什么样，就发什么样的奖。哪怕确实是唱得不好，可以没有奖，但不要特别奖，可不可以？他们同意了。

我们又去参加了合唱比赛。这一次，无论从情感表达还是技术层面，我的学生表现都非常棒，得到全场的最高分，拿了一等奖。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因为他们知道了，原来努力是可以被认可的，原来这就是平等。

2021年7月1日，在安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的建党100周年原创音乐会中，张晨自弹自唱了歌曲《我爱你》。受访者供图

和普通人一样去追梦去恋爱

但是，当老师也会遇到无能为力的情况。

我有一个学生，是女孩子。她很好强，想学音乐，以后考大学。我就教她弹钢琴，教她声乐。我跟她说，去读书吧，多读书，一定是没有坏处的。可是有一天，她的家长来找我，一见面就破口大骂：“谁让你教她音乐的？学音乐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他们说，读什么大学，只要女儿学个推拿，赶快出来赚钱，以后找个人嫁了就行了。

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我是一个特别无能的人，我一点都不知道该怎样应对，也说不出任何话。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错了？我究竟应该怎样引导这些学生？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让他们学习更多的知识，有更多的机会去深造。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不现实的，因为不能赚钱。

可是如果视障者一直都是这样，除了做推拿，没有其他可能性的话，我觉得太悲哀了。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但我的内心告诉我，可能会有很多非议，很多伤害，但还是应该这样做。

好在这个故事还有后续。2019年左右，这个学生的家长可能看到孩子真的很执着，也没有那么反对她学音乐，慢慢默认了。她又回到我这里，继续学音乐。现在，她要考大学了，想考音乐专业。比起我上大学的时候，她现在有了更多选择的余地。

2020年，我工作已经有14个年头了。我发现，我的学生们都觉得，对于视障人群来说，读本科应该是天花板了，没有想过是不是还能够再走得远一些。

我在想，能不能做一个先行者，让他们看到自己身上更大的可能性。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一直都在输出。我希望有一个系统性的学习和提升，这样才能给学生带去更好的教学理念，更新的教学方法。

这些年，我们也看到制度环境在变好。根据《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2017年，融合教育首次写进《残疾人教育条例》。《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等文件均提出全面推进融合教育，让我们这些障碍人群回归主流，跟普通的学生一起学习。我不能满足于待在特殊教育的“舒适区”里，我要跳出去，和普通学生一起考试、上研究生。

张晨正在阅读盲文乐谱。受访者供图

我一边工作一边备考，那个时候是最辛苦的，一直在“见缝插针”，利用所有碎片时间。我的闹钟定在4点45分，起床大概5点左右。我会一边洗漱，一边听政治课程，就这样听着去上班。我家离学校特别近，下楼，拐个弯，走几步就到校园，我自己可以过去。到办公室以后，一般是5点半左右，我会学一会儿英语。到了7点，就要开始备课了。

就连课间10分钟也被严格计划好，可以用来背两个单词，或者看一道题。我上课的教室在5楼，我的办公室在2楼，在那段路上，我会回顾一下早上看过的内容。中午去食堂买完饭，总是一边听课，一边吃饭，吃完饭就开始学习专业课。

那时候我非常希望有一个整块的时间，总是怕事情做不完。尤其是冲刺阶段，一直到考试前十几天，政治时事的学习资料才能出来。我看不见，我先生就给我念资料，用录音录下来。我要一点一点把资料用盲文抄写一遍，然后才能开始复习。那时候我总是很焦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学得完。

这条路很艰难，好在最后，我考上了。我选择声乐专业，是因为我想到了那位老师。多年过去，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我是怎样第一次从音乐中感受到了色彩的流动，怎样从此过上了更宽阔的人生。

现在我毕业了，时间过得真快。回想这两年，我真的觉得很温暖，也收获了很多。还记得复试的时候，正值疫情期间，只能线上考试。安庆师范大学的老师专程来我家，为我调试好设备。放榜后，校领导亲自给我送来了录取通知书，祝贺我被录取。

我很高兴除了试卷是盲文之外，其他流程都跟普通同学一样。公布成绩的时候，我的名字和所有的考生在一起。在那之前，安庆师大没有录取过视障研究生，我是第一个，但我融入在所有学生中，没有什么隔阂和障碍。我每天上课，唱歌，也参加了比赛，获得一些奖项。走在校园里，风软软地扑在身上，这些时光都如此宝贵。

张晨在安庆师范大学琴房练琴。受访者供图

我会重新回到安庆特教学校，继续做一名特教老师。我先生过去在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工作，是一名训犬师，我们因为导盲犬“fighter”（意为“斗士”）而相识。就在我入学的第二年，他也考上了安庆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专业。认识我以后，他似乎对特殊教育有了一种“使命感”，觉得需要更多人去关注和从事特教事业。

安庆特教学校目前近70名老师，包括我在内，大约十分之一是特殊障碍人群。回想起在特教学校当学生的时候，一切都是从自我出发的。但当老师之后，关注的点是学生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的，其实不过是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去生活，去学习，去追梦，去恋爱，需要完全的平等，需要不再被视为“麻烦”和“异类”。这并不容易，但我相信只要走下去，总会走到那一天。

新京报记者 徐杨

编辑 刘倩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