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一位名为胡红霞的女士受邀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在听到毛主席喊出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她泪流满面。

看着广场上飘扬的红旗，她觉得丈夫吉鸿昌付出的牺牲没有白费，因为丈夫理想中的国家真的成立了。

穷家孩子有志气

在吉鸿昌的外孙女家中，珍藏着一个瓷碗。其实这个瓷碗的年代并不久远，纹色与质地也非常普通。唯一不同的是，这个瓷碗刻着七个“做官不许发财”的小黑字。

原来这些碗是革命战争时期吉鸿昌专门烧制的碗，而碗上那几个字就是他用来警醒自己的座右铭，而他从始至终都没有违背这句座右铭。

“做官不许发财”这几个字，其实是吉鸿昌父亲吉茂松墓碑上的话。

吉茂松虽然是河南的一个贫苦农民，但一直没有忘记教导儿子吉鸿昌爱国和做人，特别是“人穷志不穷”的道理，几乎影响了吉鸿昌终生。

但在那个黑暗的旧时代，懂道理就不一定受尊重，因为家里面常被当地豪强欺压，吉鸿昌经常出手反击，吉茂松经常因此斥责他，倔强的吉鸿昌因此非常不服。

因此在吉鸿昌18岁时，他就离开了家乡投奔了冯玉祥的西北军。

做官不发财是他的座右铭

投军之后吉鸿昌东征西战极少回家，但在1920年时吉茂松病倒了。经过几年历练，吉鸿昌已经成为营长。

看着已经成熟许多的儿子，吉茂松非常欣慰，他撑着一口气对儿子说：“你在外为人正直、英勇作战这一点为父放心，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当官不能发财，当官是要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想着发财。”

对于父亲临终前的教导，吉鸿昌含泪点了点头。他不仅把“做官即不许发财”的纸条带在身上，还在升任团长后把这七个字烧制在碗上，然后发给下属官兵。

为了表示决心，吉鸿昌也曾公开对部下表示：“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监督。”

因为作战勇敢，加上为人正直，吉鸿昌很快就在部队中拥有了巨大的威望，34岁时就成为了军长。

在20年代末，蒋介石曾对他极力拉拢，在冯玉祥兵败中原后，吉鸿昌的部队顺势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序列。

据兰沟县当地传说，虽然吉鸿昌当了大官，但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却没有放松。据吉鸿昌的女儿介绍，吉鸿昌为人热情豪爽，从不在老百姓面前摆架子。士兵们经常能听到他用那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和人打招呼。

吉鸿昌的饮食也非常简朴，他讨厌那些山珍海味，就喜欢吃面条。

如果有任何人触犯法律，吉鸿昌从不手软。1926年，吉鸿昌堂侄儿吉星兰和当地姓赵人家的妻子勾搭成奸，他们还用砒霜将赵母毒死。

此事曝光后，吉星兰虽被收监，但地方政府慑于吉鸿昌的权势，所以一直管而不判。

得知此事后，吉鸿昌大为恼火。1928年秋，已经成为19师师长的吉鸿昌返乡当天，他派人将吉星兰提出监狱，带到城外后，他亲手将其枪毙。

苏区的景象让他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向往

吉鸿昌部被国民政府改编，但蒋介石从来没有在心底信任他。因此在接受蒋介石改编后不久，吉鸿昌就被派往鄂豫皖苏区进攻红军。

吉鸿昌当时对红军并不了解，他相信自己的铁军很快就会将其击溃。

然而经过几次战斗，吉鸿昌的部队可谓是损兵折将，这让他大跌眼镜。

吉鸿昌在战败后亲自乔装前往苏区，他发现苏区百姓与红军的感情深厚，而且还有老百姓介绍他去参加红军。

经过这次考察后，吉鸿昌对共产党和红军产生了向往之情，并开始在暗中与红军进行联系。

在之后的围剿中，吉鸿昌的部队除了出工不出力，还经常透露情报给红军。

因此当时苏区有首民谣赞颂吉鸿昌：“吉君来打仗，朝天放空枪，走时丢武器，送给共产党”。

我是中国人

吉鸿昌的表现自然逃不过蒋介石的眼睛，蒋介石深知吉鸿昌无心剿共，因此就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然后以“考察”的名义把他赶出了国。

出国考察让吉鸿昌眼界大开，但有一次在纽约寄包裹回国时，当时的美国白人职员竟然说不知道中国在哪里。

这时旁边有人劝他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日本人，就能寄包裹了。

吉鸿昌听后非常气愤，他直接回旅馆找到一个木牌，在木牌上用中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以后无论是逛街还是办事，他都把这块牌挂在身上，还昂首阔步地在外国大街上走着。

1932年初，吉鸿昌在海外考察的时间早已超过期限，但蒋介石依然没有召他回国的意思。

在“一二八事件”爆发后，吉鸿昌对日本人的侵略行为愤怒不已，不顾困难回到天津。

为抗日四处奔走

回到天津后，吉鸿昌依然忘不了苏区的共产党，因为他觉得苏区那种军民齐心的景象，才更符合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经过天津地下党的介绍，吉鸿昌在1932年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此刻开始，他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式划清了界线。

在入党后，吉鸿昌交的第一笔党费就有6万大洋。而这笔党费为之后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提供了重要保障。

面对当时日寇在长城附近的侵略行动，吉鸿昌率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1933年夺回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这四个重镇，这也是“九一八”后中国军队主动收回失地。

吉鸿昌的抗日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在蒋介石的破坏下，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吉鸿昌也回到了天津。

回到天津后，吉鸿昌并没有闲下来，他成立各种反法西斯组织，还在暗中和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沟通，希望能够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被特务刺杀后入狱

吉鸿昌的抗日举动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这让蒋介石的“攘外必须安内”政策受到了很大舆论压力。

而且蒋介石后来还得知吉鸿昌还加入了共产党，这让蒋介石对他更是恨之入骨，并让特务们开始制订除掉吉鸿昌的计划。

1934年11月9日，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45号房间内，吉鸿昌正与任应歧，刘少南和李干三等人以打麻将为掩护，商讨抗日事宜。

此时特务已经盯紧了这里，并派一个年轻人在楼道上玩球。

当一名服务员进入45号房间加水时，这名玩球青年趁服务员不备将球丢进房间，然后以找球为名进入房间，将里面的情况确认了一遍。

年轻人的异常表现并没有引起吉鸿昌等人的注意，他们刚打完一圈然后按规矩换了座位。

就在坐下后不久，他们的门突然被撞开，有两个黑衣人对着吉鸿昌刚才所坐的位置连开数枪，造成刘少南等人当场死亡，而幸运的吉鸿昌只是被子弹擦伤。

但事发后法国巡捕房人员迅速到达现场，吉鸿昌因此被逮捕。

得知此事后，蒋介石下令一定要引渡吉鸿昌。虽然法国巡捕房一开始不愿意放人。

但为了消灭吉鸿昌这个“叛党”分子，国民党政府不惜使用行贿这种低劣的手段，将吉鸿昌押到北平陆军监狱，并对他进行审判。

就义前 他以身为共产党员为荣

在审判会上，当国民党官员厉声质问他为何要“背叛”三民主义，为何要勾结共产党时，当时入党仅两年的吉鸿昌正气禀然地答道：“我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为我们主义而奋斗，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而且我只是抗日，如果抗日是错的，那请问什么是错的？”

其实在被国民党抓捕后，吉鸿昌深知自己凶多吉少，但他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沮丧，而是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在监狱里坚持日常作息和锻炼。

在审判大会结束后，蒋介石等人在看过吉鸿昌的回答后，觉得没有再审下去的必要，因此直接下达了处决吉鸿昌的命令。

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吉鸿昌也没有说什么，而是找了纸和笔，给家人写下了遗书。

1934年11月24日，这一天值得中国人纪念，因为这天是吉鸿昌就义的日子。

在就义前，吉鸿昌没有忧伤，而是抓起树枝在地上写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虽然去世，但吉氏家族却有人继承了他的遗志，出了一个抗日英雄吉星文。吉星文从小随吉鸿昌参加西北军。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他因战功晋升团长。

1937年7月7日晚，吉星文率部驻守卢沟桥，在遭到日军炮轰后，团长吉星文下令“坚守阵地，坚决回击”，从而打响了中华民族抗战第一枪。

家人为逃避特务迫害吃尽苦头

吉鸿昌去世后，只留下夫人胡红霞，还有年纪尚小的儿子吉兰泰和女儿吉瑞芝。虽然是孤儿寡母，但国民党特务并没有放过他的家人。

吉鸿昌的夫人胡红霞和孩子不仅要时常遭遇各种搜查和盘问，就算出去买菜也会有人跟着。

为了消除特务们的戒心，胡红霞假装伤心过度而疯掉，她有时会蓬头垢面地在菜市场大哭，有时会在马路上大喊：“杀日本鬼子，我的丈夫是抗日英雄”。

天津党组织在看到胡红霞母子的困境后，在暗中帮助转移了胡红霞的孩子。

为了不让特务们注意到孩子的撤离，胡红霞经常装作一个神经兮兮的疯婆子，然后见人就抓着问：“我的孩子呢？有见到我的孩子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表演”，胡红霞引起了社会的议论，大家都在惋惜她的悲惨命运，说她一个高知识分子如果不是真的受了丈夫和孩子的刺激，怎么会如此癫狂。

特务们也渐渐对胡红霞失去了戒心，因为他们觉得跟踪一个疯婆子毫无意义。

慢慢地，对胡红霞的跟踪从全天候跟踪变成三天查看一次，最后变成半个月查看一次，等胡红霞在天津消失了几天后，特务们才恍然大悟。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胡红霞母子在远离国民党特务的地方隐姓埋名生活。

在战争年代，胡红霞带着孩子生活的压力很大，虽然她尽力保证孩子接受文化教育，但迫于生活压力，吉鸿昌的儿子吉兰泰还是在1947年辍学打工。

她把宣传父亲事迹当成了事业

直到1949年1月份，胡红霞一家才恢复身份并回到了天津。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忘记吉鸿昌烈士的事迹和贡献，胡红霞除了受邀参加开国大典，党组织还给她安排了工作。

在50年代，吉兰泰和吉瑞芝先后进入天津师范学院学习。

吉兰泰在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作为革命烈士后人，吉兰泰没有骄傲，也不愿意借助父亲的名气做事，因此他很少抛头露面，只是认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吉瑞芝虽然对父亲吉鸿昌的印象不深，但她为父亲感到骄傲。

在工作后，她和母亲一起收集了许多父亲的资料，还加入了“关心下一代”宣讲团。

1950年，在吉鸿昌墓前，吉瑞芝面对扶沟县的数十万乡亲，第一次讲述了自己父亲的事迹事迹，引起当地群众强烈回应。

在此后的六十年时间里，吉瑞芝经常受邀到外地宣讲吉鸿昌的革命事迹。她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事业，甚至很多地方都是她自己垫付车票取得，有些单位要给她劳务费她也是分文不取。

另外，胡红霞和两位子女在整理吉鸿昌的相关资料后，还一起写出了《吉鸿昌传》《吉鸿昌就义前后》一书，这本书为后来《吉鸿昌》电影的拍摄提供了剧本依据。

后人继承了吉鸿昌的遗志

进入老年之后，行动不便的吉瑞芝将宣讲工作交给了女儿郑吉安接手。

郑吉安从小就崇拜外公吉鸿昌，因为吉鸿昌生前一直遗憾没参加红军，因此她在年时就报名参军，此后一直在部队服役。

郑吉安的女儿史如静受到太姥爷吉鸿昌的影响，报名参加了支教活动，在条件艰苦的甘肃定西市常川村当了一年教师。

由于常年缺水，常川村没有洗澡的条件，有时候连喝水都很困难。

有领导在知道情况后，考虑到女孩子不方便，因此想把她换到其他条件好一点的地方。但史静如身上有吉鸿昌那股奉献劲头，因此拒绝了调动。

在支教结束后，史静如依然和常川村的老师孩子们保持联系，甚至还资助了其中一个孩子。另外她还会每年给这个村的小学捐款捐物。

吉鸿昌的一生是光荣的，他的理想和信念依然被后人继承和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的传承，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参考资料：

吉鸿昌长子不愿抛头露面 女儿宣讲父亲英雄事迹 东方今报

吉鸿昌：“恨不抗日死”的爱国将领 信阳晚报

吉鸿昌 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