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的一天，在长春市的街头，市民们为了庆祝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在街上载歌载舞，举行了重大的游行活动。

就在人潮攒动的街头，几名军人正在寻找一名叫做“洪学智”的人。他们看起来还有点着急。

洪学智，时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的局长，此时的他正在街头和大家一起欢庆，却被几个人突如其来的“军礼”给打断了。

“洪局长，请您乘坐专机，和我们去一趟北京。”军人们没有多余的话，三言两语就把此行的目的告诉洪学智。

凭借多年在党内的工作经验，洪学智没有多问，简单地收拾了行装，上了这架飞往北京的专机。

来到北京后，他见到了叶剑英和罗瑞卿，叶剑英让他马上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而罗瑞卿却告诉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

到底是什么工作？

放牛娃出身的将军

1913年2月2日，洪学智出生在安徽省的六安、霍山与霍邱三县及河南省豫南商城、固始两县交会的一个小山村里。

洪学智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上边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母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因病离开了他们。

父亲洪仁儒一个人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开支，他在山坡上开垦了几块贫瘠的荒地，白天在地里劳作，晚上在家里借着微弱的油灯灯光纺线织布，养蚕抽丝。一到农活不太忙的时候，他就外出务工，非常勤劳。

儿时的洪学智，白天去山坡上放牛，晚上经常在父亲“咔咔咔”的机杼声中入睡。

尽管不停地劳作，但孩子们依然食不果腹，穿着破烂的衣服。

父亲洪仁儒让其他人省吃俭用，然后用辛苦劳动和节省的钱送小儿子洪学智去上学。

洪仁儒认为，没有学识的人生就和他一样，肯定没有出路。洪学智天资聪颖，应该是一棵好苗子。

就这样，10岁的洪学智被父亲送到了离家大约10里路外的黄鹄寺学习。

洪学智非常珍惜自己上学的机会，他刻苦学习，成绩优异。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喜欢他。

然而父亲洪仁儒因为过度的劳累，几年后去世了。没有经济来源了，洪学智不得不辍学回家，做一点农活。

1927年春天，双河李氏祠堂开了一个贫民学校，200多名穷苦人家的孩子可以在这里接受教育。

洪学智想上学，没有钱怎么办？

他来到学校，找到了校长余海若，恳请他的允许。

余海若看着眼前这个又瘦又高的大男孩，想了一个好办法，让他一边上学，一边在学校里做一些杂事，就当是交学费了。

参加革命

余海若在李氏祠堂开办的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它是中共的联络站。他和另一名教师刘伯力，二人皆是中共党员。

余、刘二位老师为人和蔼可亲，课堂气氛活跃，孩子们都爱上他们的课。而他们，也把新思想的种子默默地撒在了这块土地上。

就在这里，洪学智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了穷人要翻身的道理。

1929年5月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商南起义，这个16岁的小伙子正式投身到革命斗争的队伍中去了。

当时在商南地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他们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沉重打击了地主势力。

但是，刚成立的农民自卫队非常稚嫩，武器只是简单的长矛猎枪，有的甚至还用上了农用工具。

地主豪绅和军阀势力很快狼狈为奸地勾结到一起，他们反扑上来，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报复农民，烧毁农民们的房屋、田地，甚至杀害、活埋他们的家人。

洪学智家的房子也被烧了。无家可归的他感到绝望，他痛恨地主老财们的残忍，同情贫困农民的处境。

5月2日，共产党决定，利用商南地区复杂的地形特点，组织各地的兄弟会和穷人会分头行动，准备于立夏当天发动武装起义。

洪学智任分队长。他和200多名队员，各个斗志昂扬。立夏当天，战斗的枪声不断响起，一道道火光划破寂静的夜空。

经过艰难的斗争，起义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场商南起义沉重打击了商南地区的反动势力，鼓舞了农民革命军参与斗争的积极性。

就这样，洪学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战场上，屡立奇功

随后，洪学智参加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打响后，洪学智带领军队，用多种出其不意的作战方法，顽强粉碎日军“扫荡”，受到华中局特令表彰。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围歼国民党精锐部队，受到毛主席的嘉奖。

1950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安排，洪学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抗美援朝”作战。

为了能够保证前线的物资供应，在这场战役中，洪学智建立了一套专门对付美军的后勤指挥体系。

他在火车的运输上，采用了“游击车站”和“羊拉屎式装卸”等方式，并在车站外分散甩车，多点装卸。在公路运输上，他将车辆分散开来，分段包运，就这样建立了一条“打不断、冲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洪学智看似戎马的一生，没料到突然发生了重大改变。

1960年，洪学智被一纸调令调离了军队，来到吉林工作。

脱下军装，依然为人民服务

到吉林的几年时间里，洪学智先后担任省农机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等职务。

1970年，他又被下放到“通辽县金宝屯胜利农场”进行工作。毕竟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他抱着“解甲归田”的心态，和农业打起交道来。

这一干就是5年。

1974年，洪学智被吉林省革命委员会调到省石油化工局当局长。在和组织部的谈话中，洪学智坚定地强调，只要是为人民服务，无论什么岗位，他都义不容辞。

调任石化系统以后，第一件困扰他的事情，就是自己拥有的专业知识太浅薄了。

他买了很多专业书籍，只要一有时间，就停下来看书学习。

在此期间，他组织企业开展“石油大作战”，石油生产有序进行，为祖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4年后，他被一架专机接到了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5年的秋天，毛主席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谈话中特意关怀地问道，不知道洪学智现在在哪里，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毛主席嘱托韩先楚，如果见到了洪学智，一定要转告他，庐山会议没什么大不了的。

听到这个消息的洪学智，非常感动，并委托韩先楚转告毛主席，他在吉林一切都好，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

邓小平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

1977年，洪学智被接到了北京京西宾馆。

叶剑英得知洪学智来了，就赶紧来看望这位老朋友。看到洪学智的身体依然康健，走起路来步伐矫健，非常欣慰。

叶剑英告诉洪学智：总后勤这块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需要洪学智回来领导，好好整顿整顿。

听到了叶剑英的话，洪学智又能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军队中，心里非常高兴。

没过几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可是在人群中，大家发现只有一个人身着便装，没有穿军装。这个人正是洪学智，当时的他，连军装都没有。

可是洪学智却开玩笑的说，他就站到队伍的最后边去吧，看起来就像是“军民一家”。随后，工作人员临时给洪学智找到了一身军装。

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找到洪学智，洪学智对他传达了叶剑英想让他回后勤的想法。

可是，罗瑞卿却交给他了另外一个的任务。

就在会议的前一天晚上，经过和邓小平的商量，考虑到洪学智在东北工业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成效，决定让他到国防工办去当主任。

当时的中国，国家战备形势比较紧张，需要组织生产一批武器和弹药。

由于决定的时间非常短，这个消息还没来得及给叶剑英汇报。随后罗瑞卿拿起电话，给叶剑英打了过去。

罗瑞卿转身告诉洪学智，让他把吉林那边的工作交接好，把家也搬到北京来，安安心心地工作。

洪学智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邓小平为什么要临时做出决定，让洪学智出任国防办主任？

1975年7月20日至8月4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国防重点企业会议，在会议上邓小平强调：要整顿国防企业，关键是抓好领导班子的建设。

邓小平认为：今后的工作主要是解决如何把东西分好的问题。

洪学智要去总后勤任部长很合适，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无东西可分。所以，还得先让洪学智去国防工办把东西生产出来，他再去总后勤会更加轻车熟路。

就这样，洪学智走进了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大门。

紧抓国防工业建设不放松

任职后的洪学智，使用的第一大法宝就是摸底子，抓重点。

他召集会议，听取国防工业的现状，开展分析、调查。

他任职的第11天，一份关于国防工业现状的报告放在了几位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这份报告通过详实的数据，事例，分析了当时国防工业产品质量存在的各类问题。

这份报告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副总理王震直接在报告上批示：把这篇报告以通报的形式下发给相关部门和企业。

11978年，春节还没过完，洪学智就给王震汇报说，想去内蒙古走访几个重点单位。王震听后很认可，表示想和洪学智一起去考察。

看到洪学智对工作的热情，王震开玩笑地说，这个洪大个子，连年也不让他好好过。

他们冒着严寒，在厂子里蹲点，和工人们一起聊天，传达中央军委的文件精神，指导厂子进行高质量的产品输出。他们的到来，不仅让工人了解了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也给所有人带来了极大的动力。

后来这两个厂子创造出了“十查十整”的产品整顿和生产工作办法，于1987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1978年9月，国防工业工作会议召开。洪学智在会上提出了“加强战备观念，准备打仗”的理念。

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式都比较好，国家也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经济形势转好，可洪学智多次提到“准备打仗”，让很多人表示不解。

会议结束后，很多同志主动留下来，询问这个问题。

洪学智告诉他们，历史的经验告诉大家，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只有国防力量不断强大，才能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国防力量不够完善，就给了敌人趁虚而入的机会。国防就是要时刻做好打仗的准备，思想上不能懈怠。

洪学智担任国防工办主任期间，他带领了军工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职工，严把武器生产质量关，恢复了生产秩序。

他还把工作重点放到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研发上，促使军工企业走上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发展道路，为近代的国防工业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结语

1980年，洪学智如愿再次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回到自己几十年前的工作岗位，他感慨万千。

1988 年军衔制恢复后，他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人民解放军中唯一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的“六星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