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姓氏读什么（相姓氏读音）

立于安徽省涡阳县相老家村的孔子问道古碑

涡阳“孔子问礼”古碑发现以后《亳州晚报·厚重亳州》报道了《涡阳发现“孔子问礼”古碑》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亳州师专张真老师(老庄学会秘书长)说，那是汉代的古碑，距今有2000多年了，是我们国家的珍贵宝物，也是孔子与老子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实物证据，要好好保护。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杨立新教授亲临发现现场，察看古碑，以他的经验，他断定这是一块汉代的古碑，也可称“汉画像石”。他特别指出，看了这个图样，可以联想到孔子向老子问礼。

合肥师范学院李谷鸣教授来信祝贺说：这次发现，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蒋门马先生也发来了贺信。等等。

汉代在这样一个地方兴建这样一个古碑，不是偶然的。我们要看汉代的历史。汉代的前期，老子思想有着重要地位。汉初70年，老子思想占主导地位，汉武帝以后，虽然“儒学独尊”，但老子思想依然是深入民心的，上层社会也依然尊崇老子。为了表现孔、老的关系，汉画像石中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碑记这里不是唯一的，山东与洛阳都出现过，大多表现的是孔子好学的意思。但在涡阳县出现，却有更深刻的涵义。

汉代的历史有记载，一是汉桓帝两次派人到老子故里祭拜老子，二是汉代的陈相边韶的《老子铭》。《老子铭》说：“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此地理特征与今涡阳老子故里一致。老子在春秋时代，是楚国相县人，而在汉代，500年前的相县已经“虚荒”了，现在的古相县已经属于苦县了。那时还有依稀的古城，古相县在赖乡老子庙的东面，涡水在古相县的南面。此碑证实了古相县的历史地理坐标，也表明了赖乡老子故里的地理位置，这也是考古发现证实历史资料的通常做法。司马迁《史记·老子传》也明确地记载了老子是楚国苦县人。

碑的背面，上面是龙，三爪龙，符合汉代龙图腾的形象。孔子早就说过，老子犹龙也！下面是虎，古代中国的龙虎图腾是最高层次的，刻在这一个碑上，更加证明，此碑的故事不是别的，只能是孔子与老子的故事。

大家知道老子的生肖和孔子的生肖吗？

孔子属狗，所以有人说他像丧家狗时，孔子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然哉，然哉！因为他属狗。

老子是属虎的，老子比孔子大20岁，生于公元前571年，那年正是虎年！所以，碑阴上的一龙一虎，都代表了也证明了此碑是汉代苦县人民用来纪念老子与孔子的！此碑古朴，大概建造时间应在汉桓帝与边韶写《老子铭》时间前后，不然，就是在汉初那70年里。

相氏与老子的渊源

相氏，在中国的《百家姓》中的排位为第396，今仅16万人左右，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已排到第420位左右，可谓“小姓”矣！然在安徽省涡阳县涡河北面，却有28个以“相”命名的村庄，居住着二万多相姓的原居民，相氏祖茔就在“相老家”这一村庄里。

《相氏宗谱》的撰写者相学纯1993年曾经去看过这个村庄，看到了一座古老的相氏祖茔碑，2007年他又去过一次，总觉得对这个地方没有看够，2009年5月他又去了，他第三次到相老家，相学纯居然惊呆了：上次看过的一座古碑，居然是“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古碑！

此碑在“相老家”的出现，虽出意料之外，恰恰又在情理之中。

相学纯研究老庄多年，对老子故里这一命题早有关注。这也是他多次到相老家去的原动力之一。老子是“相县”人，古史记载确凿，这里的相姓人家如此之多，相氏祖茔又在这里，必有历史渊源。

相学纯把看到过的古代史料抄录于下以此佐证：

《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庄子·寓言》：“阳之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

《庄子·庚桑楚》: “南荣趎自鲁南见老子。”

司马迁《史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东汉边韶《老子铭》： “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

《后汉书·郡国志》：“陈国苦县，春秋曰相，有赖乡。”

郦道元《水经注》：“老子楚相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

这些引用的早期历史文献，是何等一致地记载了老子是春秋时代的相县人。相县在“沛”属“楚”，“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汉代又“属苦”。“苦”、“相”本属于同一地域，汉代时“苦县”归属过陈国。现涡阳县涡河北的相老家，正是春秋时代的相县故址！老子正是相县人，孔子问道的历史故事的原发地正在这里！在这里出现“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古碑，是顺理成章的！

这里出现这样的古碑，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产！我们应为之欢呼！

此碑告诉我们，相氏与老子是通家之好，此碑应在相氏祠堂里永久地保存！

(原载王振川、蒋门马：《老子庄子故里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130—138页)

据报道在涡阳县丹城镇相老家村，有一座古碑，经相关专家学者辨认认为，这是一座刻画了“孔子问礼于老子”情景的古碑。古碑于2009年5月，发掘于丹城镇相氏祠堂，石碑上的场景，正符合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子”。

?问礼碑出土于相氏祠堂

涡阳县丹城镇因老子炼丹而得名，在该地曾先后出土数件有关老子的文物。据《相氏宗谱》的撰写者相学纯介绍，此碑在他们修建相氏祠堂时从地下发掘出土。此次发现的“孔子问礼”碑年代久远，苍老斑驳，右上角残缺。碑高1.5米，宽0.5米，厚0.2米（土下部分没有开挖）。

虽然年代久远但碑面图像依然清晰。正面图像为三层。上部图像为三人站立；中部图像为两位主人，左为侧面，跪坐，双手向前高举，作拜见状，右为正面，坐相；下部为一盛器，显示了拜见的礼物：雁一双，鲤鱼一双，干肉一束等等。碑的背面上部为龙的图像，下部是一只虎的图像。碑右上角残缺。

涡阳县老子道文化办公室专家委员王振川认为，碑的背面为龙，孔子曾经赞叹老子“犹龙”。碑的正面，上面三人是孔子的学生。此场景，正符合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子”。

石碑浮雕图案为“太阳乌”

这座石碑于2009年5月2日上午十点钟，被一群老子文化研究爱好者发现，它就在当年孔子见老子故事的原发地——古相县的大地上耸立着。古碑的斑驳，显示出岁月的沧桑，传递着历史的信息。

此碑的侧面也有图像浮雕，可清晰辨认的有“太阳乌”。圆形的浮雕中有一只鸟， 王振川释读它为“太阳乌”。依据有以下几条：《山海经·大荒乐经》：“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刘渊林注引《春秋元命包》曰：“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乌者，阳精。”等。这种日载鸟的太阳乌也见于中国良渚玉器。

据此，有人不无骄傲地宣称：我国最早发现太阳中有黑子，比西方科学家早了几千年。太阳又称“金乌”。《搜神记》中也有“太阳乌”的传说。

古碑的兴建并非偶然

王振川说，汉代在这个地方兴建这样一个古碑，不是偶然的。汉代的前期，老子思想有着重要地位。汉初70年，老子思想占主导地位，汉武帝以后，虽然“儒学独尊”，但老子思想依然是深入民心的，上层社会也依然尊崇老子。为了表现孔子与老子的关系，汉画像石中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碑记这不是唯一的。山东与洛阳都出现过，大多表现的是孔子好学的意思。但在涡阳县出现，却有更深刻的涵义。

汉代历史有记载，一是汉桓帝两次派人到老子故里祭拜老子，二是汉代的陈相边韶的《老子铭》。《老子铭》说：“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此地理特征与今涡阳老子故里一致。老子在春秋时代，是楚国相县人，而在汉代，500年前的相县已经“虚荒”了，现在的古相县已经属于苦县了。

“那时还有依稀的古城，古相县在赖乡老子庙的东面，涡水在古相县的南面。此碑证实了古相县的历史地理坐标，也表明了赖乡老子故里的地理位置，这也是考古发现证实历史资料的通常做法。”王振川还说，司马迁《史记·老子传》也明确地记载了老子是楚国苦县人。楚国苦县即今涡阳。

此碑在“相老家”的出现，虽出意料之外，恰恰又在情理之中。老子是“相县”人，古史记载确凿，这里的相姓人家如此之多，相氏祖茔又在这里，必有历史渊源。王振川介绍，司马迁《史记》中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东汉边韶《老子铭》中提到：“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郦道元《水经注》中也有说：“老子楚相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

这些早期历史文献，一致地记载了老子是春秋时代的相县人。这相县在“沛”属“楚”。汉代又“属苦”。“苦”、“相”本属于同一地域，汉代的“苦县”又归属过陈国。今涡阳县涡河北的相老家，正是春秋时代的相县故址。老子正是相县人，孔子问道的历史故事的原发地正在这里。

王振川表示，在这里出现“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古碑，是顺理成章的。

参考资料：

关于苦县《百度百科》上为：

苦县，古县名，今河南省鹿邑县。《后汉书》在苦县条下注：春秋时曰相（指县境），有濑乡；《晋书卷一四 志第四》云：“苦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北齐魏收《魏书》在谷阳县条下注：有苦城、阳都坡（今郸城宁平东南）、老子庙、栾城。东魏崔苦县、谷阳、真源、卫真、鹿苦县，古县名，今河南省鹿邑县。《后汉书》在苦县条下注：春秋时曰相（指县境），有濑乡；《晋书卷一四 志第四》云：“苦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北齐魏收《魏书》在谷阳县条下注：有苦城、阳都坡（今郸城宁平东南）、老子庙、栾城。东魏崔玄山《濑乡记》云：“濑乡在（苦）县东南十二里……老子祠在濑乡曲仁里，谯城西出五十里”。最著名的苦县大屠杀就发生在现今郸城县宁平镇（解放前一直隶属于鹿邑）；《水经注》也记载，苦县故城在武平故城以东，在赖乡和谯县故城以西，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

楚置苦县，秦废。汉属相县南部地区。东汉初复置，属淮阳郡。老子楚国相县人，楚国相县曾因荒芜而归于苦县，故又有称老子苦县人[1]，其实乃是误解。故城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附近东部苦县故址。新莽时期（8~23年），改苦县为赖陵，东汉建武元年（25年），赖陵复名为苦县，仍属淮阳郡。三国魏太和六年(232年)，改属谯郡。西晋咸宁三年八月，改属梁国。永昌元年（322年)，为石勒所建后赵所占。东晋收复时，于咸康三年(337年)改为父阳县，仍属谯郡。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年），父阳属宋陈郡。北魏正光年间（520~524年），改父阳为谷阳县，属陈留郡。北齐天保七年（556）废。

史料考证

综合有关史料，以地理考之，老子故里赖乡所在县的县治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多次迁徙。今鹿邑县城、苦县故城、谷阳故城、真源县城、卫真县城等5个城池也并非同一城池，谷阳故城与赖乡城同地，苦县故城、真源县城、卫真县城三城同地，今鹿邑县城确系古苦县故城。

迁徙情况

史料表明，元代之前，赖乡所在的县数次易名，由春秋时的相县，先后更名为苦县、谷阳、真源、卫真、鹿邑等，其县治常在赖乡和今县城两地来回迁徙。西晋以前，苦县县治在今县城一带，故《晋太康地记》言苦县“城东有赖乡”。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政权被迫由洛阳南迁至江东建康(南京)，大量北方官民随之南迁，谯郡和苦县一带常为南北战场。东晋建立后，祖逖北伐收复北土，谯郡一带回归东晋。为安置北方流民，东晋不断在南方侨置州郡。建武元年（317年）在谯（今亳州市区）置豫州，晋明帝咸和四年（329）在安徽芜湖侨置豫州，后又在谯侨置陈留郡，苦县所在州郡的行政中心不断东南移。加之永嘉五年（311）石勒在苦县宁平进行大屠杀，苦人畏惧西北异族残暴，遂东迁县治于赖乡城。因该城位于谷水之阳，苦县便于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更名为谷阳（南朝《宋书》作“父阳”，晚50年成书的北朝《魏书》作“谷阳”，唐《元和郡县图志》亦作“谷阳”。清末毕沅考证应为“谷阳”。用“父阳”作地名查无出处，“父”、“谷”字形相近，《宋书》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抄写讹误）。《水经注》言谷水东经苦县城中并在赖乡城南注入涡水，说明苦城不在谷水之阳而赖乡城位于谷水之阳。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当时谷阳县治确已迁至赖乡城。南北朝时期，谷阳县仍处于南朝和北朝交界一带，先后辖于南朝刘宋和北朝北魏、东魏、北齐。刘宋时期（420～479），陈郡、谯郡一带交替隶属北魏和刘宋，武平也省入谷阳（《宋书》记载陈郡仅有4县：项城、西华、谷阳、长平）；刘宋灭亡后，北魏于正始年间（504～508）复置武平。“高齐（550～577）省入武平县”（见《元和郡县图志》）。隋开皇六年（586）复置谷阳时，县治又重新迁回苦城，故《元和郡县图志》言“理苦城”（如果仍在谷阳城的话，就无需写这样了），后又演变为真源县城。此后，赖乡所在县的县治再也没有迁移，故唐代以后史书多记载“真源县东至（亳）州五十九里”。

春秋时期苦县地图

与赖乡同地

赖乡城是东晋至南北朝时期谷阳县（苦县）治所，也是宋金时期谷阳镇的镇治所在。南宋谢守灏（1134～1212）《混元圣纪·卷之二》载：“苦县东谷阳故城，即古之厉乡城也”。光绪《鹿邑县志》记载：赖乡、谷阳同是一城；今县城东至谷阳故城10里，太清宫距县城15里。而《濑乡记》言“濑乡在（苦）县东南十二里”；顺治《鹿邑县志》记载谷阳镇在县东十里；乾隆《归德府志·鹿邑县境图》标注“谷阳县”在太清宫之南；《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鹿邑疆域图》标注太清宫集距县城12里。综合推断，谷阳故城应在太清宫西南5里以内，其东北部至今还有近万平方米的汉墓群。“赖”、“濑”、“厉”是古代的通假字，三字读音相同。 赖乡、濑乡、厉乡也是同一概念，赖因“其地近涡水，俗遂转而为濑焉”（见《混元圣纪·卷之二》）。赖乡是老子出生地，是历代圣贤乃至一般庶人朝谒的圣地，其名称不可能在历史长河中失传，其范围始终没有被善男信女们遗忘。正如元《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赞碑》所言：“赖乡圣迹分明在，亿劫相传不失真。”因此，在古代文献里，“赖乡”是老子里籍中出现最早最多的词汇，“苦”、“相”均不及也。东汉边韶定位相县故城选择的参照物就是赖乡（相县“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苦县一词在东晋咸康三年就已退出历史舞台，而赖乡一词至今仍然使用。宋代赖乡改为谷阳镇，但当地却保留有濑水，《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大清一统志》均有濑水的记载；乾隆鹿邑知县王世仕《河渠纪略》有濑乡河的记载；光绪《鹿邑县志》有濑水沟、濑乡沟的记载，直到现在，这个濑乡沟仍然存在。凡是知道老子故里在鹿邑者，都会知道这个赖乡的存在。而这也正是涡阳县、亳州谯城区所没有的。

地理位置

《魏书·卷一百六》载：“谷阳有苦城、阳都陂、老子庙、栾城。……武平正始中置，有武平城、赖乡城”。由于刘宋时期武平省入谷阳，北魏正始年间复置武平县，高齐时期谷阳又省入武平，武平、谷阳两县在南北朝时期时分时合，交替隶属，所以，北齐魏收撰《魏书》时，就把两县地名混淆了，把谷阳县的赖乡城误记到武平县名下。但这也说明，《魏书》所载的苦城与赖乡城（谷阳故城）绝非同一个城池。

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之二》也证实苦县故城与谷阳故城并非同一个城池。从地理位置看，今鹿邑县城与苦县故城方位颇合。按《水经注》记载：苦县故城“城之四门，列筑驰道。东起赖乡；南自南门，越水直指故台；西面南门，列道径趣广乡道西门驰道，西届武平北门驰道，暨于北台”。东门通向今鹿邑太清宫镇，南门越过涡水（北魏时涡河流经今鹿邑县城和太清宫之南）通向王皮溜镇栾台，西南门通向广乡城（赵村）西门驰道，再往西北又通向邱集乡武平城的北门驰道，最后到达玄武镇曹操之“观武台”（《鹿邑县志》记载，建安元年〈196〉，汉献帝封曹操为武平侯。曹操屯田武平，筑台“观武”，操练水师于玄武湖。今台已废）。从驰道兴废上看，苦县故城的交通网络与鹿邑历史也完全吻合。北魏之前，苦县、宁平、武平三县先后隶属于陈郡、陈留郡（其中苦县在三国时隶属谯郡），三县也均是由秦之苦县分设而成，后又时分时合，联系紧密，所以，苦县故城的东、南、西三门驰道都较发达，其中西门驰道经过广乡、武平，最后到达曹操之“观武台”，成为苦县、武平两县的交通大动脉。而苦县的北部是砦母（今鹿邑县马铺镇附近，《左传》襄公十年，楚子囊、郑国耳伐宋师于砦母，即此），此地春秋时期隶属宋国，与苦县交往较少。直到元代，鹿邑才隶归德府管辖，所以，北门驰道也相对落后，郦道元因而未加详说。从文物胜迹上看，《水经注》言赖乡城“其城实中，东北隅有台偏高，俗以是台在谷水北，其城又谓之谷阳台”。东北隅的这个“台”，其实就是如今的隐山遗址，古时高达5米多，可谓是“偏高”。苦县故城周边的谷阳台、故台、武平故城、北台等胜迹，与今鹿邑县城周边的隐山遗址、栾台、武平城、玄武观武台等遗址完全吻合，而这些都是涡阳、谯城区所没有的。因此，苦县故城必是今鹿邑县城。随着涡河航运开发工程和鹿邑项目建设的推进，今鹿邑县城西北和东北部分别发现3处大型汉、唐、金墓葬群；东北部发现汉代陶窑遗址一处；城东发掘战国～汉古墓72座。古代墓葬区一般位于县城东北部或北部，可见今鹿邑县城一带很早就是人类集中居住区，自古就是这一带的政治中心。

真源县城也系今鹿邑县城

唐乾封元年（666）唐高宗改谷阳为真源后，真源县城一直设在苦城未再迁徙，后又演变为卫真县城、鹿邑县城。1992年版《鹿邑县志·建制沿革表》真源“治所”栏下标注“今太清宫”也与史不符。这些可从以下史料中加以佐证。一是由谯县故城、宁平故城、鹿邑故城三城定位，可知今鹿邑县城就是真源县城。

唐《元和郡县图志》载：“真源县，望，东至（亳）州五十九里。本楚之苦县……宁平故城，在县西南五十五里……玄元皇帝词，县东十四里……鹿邑县，上，东至（亳）州一百一十七里”；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十二“真源县”条下载：在亳州“西南九十五里”（注：应为五十九里之讹），“李母坟在县东十三里”，在“鹿邑县”条下载：在亳州“西一百一十七里”（“一百一十七”减去“五十九”等于58，说明唐代真源县城与鹿邑县城相距58里）；北宋《元丰九域志》载：“卫真，（亳）州西六十里，六乡，谷阳一镇……鹿邑，（亳）州西一百二十里”。北宋亳州太守欧阳修《游太清宫出城马上口占》诗中曾言“拥旆西城一据鞍”，说明真源县应在亳州以西。《金史卷一一七·粘哥荆山列传五》载：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游骑（元兵）自邓至亳，钞鹿邑，营于卫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趋亳，道出卫真，呼县令楚珩约同行。珩知势不支，即明谕县人以避迁之意，遂同走亳”。鹿邑县令向亳州逃跑时路过卫真，说明金代卫真位于鹿邑与亳州之间。隋至金代的鹿邑县城就是今天所称的鹿邑故城，位于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遗址尚在。综合各种史书记载，可以看出，真源县城应在今鹿邑故城和亳州之间，东距亳州城59里左右，东距太清宫为14里左右，西距鹿邑故城58里左右，西南至郸城宁平故城50里左右。尽管古今长度单位标准不一，但相差不会太大。符合这几项条件的有且只有今鹿邑县城一个城池，附近的太清宫镇、安溜镇均不符合这些特征。二是由明道宫、太清宫两宫定位，可知今鹿邑县城就是真源县城。明道宫位于今鹿邑县城东关，是太清宫的下院，也系唐宋皇帝为方便赴太清宫朝拜特意在真源县城兴建的行宫。元《重修奉元明道宫记》（孛术鲁翀撰）碑载：苦县“唐曰真源，宫曰紫极，追上老子玄元皇帝以本帝系，筑宫县隅东北备伺皇帝驾次之斋居，榜曰奉元”。奉元后毁于水患和兵灾。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宋真宗将谒太清宫，“赐亳州真源县行宫名曰奉元，殿曰迎禧”（见《宋史卷一○四·志第五七》），朝拜老子后“改奉元宫曰明道宫”。

《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记载，宋真宗于正月十五日从汴京出发经太康、鹿邑赴真源县，“十九日，至真源县西五里大次，帝服靴袍乘大辇至奉元宫”；二十二日朝拜老子后“还奉元宫”；二十三日，“发卫真县”，“次亳州”。说明宋真宗下榻的奉元宫确实位于真源县城。正式朝拜的那天，“自奉元至太清十余里，夹道设笼灯燎台”，说明太清宫距奉元宫十多里，而今鹿邑明道宫与太清宫直线距离为10.6华里，两者完全吻合。如果当时真源县治设在太清宫或今鹿邑县东十里，那么，宋真宗“至真源县西五里大次”时，就已至奉元宫东5里，便不会出现“帝服靴袍乘大辇至奉元宫”，岂能半路上再折回。倘若如此，“李母坟在县东十三里”也得跑到太清宫东七里开外。《金续修太清宫记碑》也载：金代太清宫重修时，募化所得“莫可胜计”，“由县（指卫真县城）西乡东入太清，前车已抵宫而后车未出县”，绵延十多里，与现今太清宫及鹿邑县城的布局完全吻合，也说明金代卫真县城就是今鹿邑县城。三是现存遗迹昭示今鹿邑县城就是真源县城。今鹿邑县城东南4公里堌堆洼村仍有唐陇西夫人墓，原殡于城内东南隅之原，至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为修城者所发，杨六德、张皋谟等人见志石，恻然伤之，收残骸敛以瓦棺改葬城东堤内黑龙潭之东南。由墓志铭可知，墓主人陇西夫人为唐代宗室李氏之女，陇西人士，其高祖封燕王，曾祖做过银青勋禄大夫，祖父初授真源令，父迁真源丞。陇西夫人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以疾卒，时年22岁。真源县令之女孤单一人客死他乡，其父不可能把她远葬，必把她葬于真源县城附近。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地理总志《舆地广记·卷第二十》也载：“卫真县，本苦县城”。明万历二十年（1592），鹿邑县城西北也曾建有精忠祠，以纪念唐代真源县令张巡；万历己酉年（1609），鹿邑县城明道宫刻立《道德真源碑》。这说明，明代也把鹿邑县视为真源县，把今鹿邑县城视为真源县城。

今鹿邑县城并非元初平地新建的县城

近代以来，有人主张今鹿邑县城既非古代的鹿邑县城，也非卫真县城，更非苦县故城，而是元代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后重新选址，在第三地新建的县城。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元史》仅载“卫真入鹿邑”，未涉及两县合并时县城迁移情况，但鹿邑县志等史料对此略有记载。《许志》载：“元初避水东迁，今地并卫真，仍曰鹿邑，而旧鹿邑废。”《历代地理沿革表》也云：“元初省卫真入鹿邑，后迁鹿邑治”。“鹿邑”之名比“卫真”、“真源”等县名要早许多年，因而合并后采用“鹿邑”为县名。“卫真入鹿邑”，按常理应继续使用原鹿邑县城，但由于金元社稷转移之时，鹿邑、卫真两城“皆残毁无居人”（见《齐东野语·端平入洛》），后又经河涡合流冲刷，两城已都不能使用，无论利用哪一个作县城，都得重新建设；两者比较，卫真县城更靠近州治亳州，且张柔镇守亳州重修太清宫、明道宫时已对其周边环境进行了治理，水患发生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于是合并后就利用了卫真县城。所以，从县城沿革上来说，实际上是“鹿邑入卫真”。正是这一用“鹿邑”之名、用“卫真”之城的合并结果，迷惑了古今不少学者。大凡主张今鹿邑县城系平地新建者，往往是受旧志“迁建”一词的影响。其实“迁建”并非就是选择第三个地方建，从鹿邑挪到卫真，在卫真县城原址上兴建新的鹿邑县城，对“鹿邑”来说不正是迁建吗？试想，如果合并时两个县城都弃之不用，重选新址，白手起家，平地造城，这符合一般人的逻辑吗？

鹿邑县东十里误作苦县故城的原因

一是由“鹿邑”地名演变造成的。鹿邑、卫真两县合并之前，鹿邑县名称数易、县城数移。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竹简证实，春秋之鸣鹿在楚灭陈后就已易名为鹿邑，战国末期由县降为“亭”，作为县的编制退出历史舞台。晋代仍以亭的形式出现（《水经注》引杜预曰：“陈国武平西南有鹿邑亭”）。史料又记载，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武平为鹿邑，在“故鹿城地”置县，“取故鹿邑城为名”，治所西迁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今鹿邑故城），“鹿邑”作为县名再次出现于古代的行政区划中。唐宋金因之。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鹿邑县，上。东至（亳）州一百一十七里……鹿邑故城，县西十三里。俗名牙乡城，春秋时鸣鹿邑也。武平故城，县东北十八里”。《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其对鹿邑县城位置的记载迄今为止较为权威的。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也与此类同。这说明唐代鹿邑县城就在“鹿邑城村”，当时所称的鹿邑故城则是战国时期的鹿邑城，史书又称牙乡城、虎乡城、鸣鹿邑、名城，《水经注》中“濄水又东迳鹿邑城北”即此，今人则称其为鸣鹿故地（今鹿邑辛集东北）。古今鹿邑的县城实际是这样变化的：春秋战国时在鸣鹿邑（今鹿邑辛集东北）；西汉时在宁平（今郸城宁平）；东汉至南北朝时在武平（今鹿邑县邱集乡武平城村）；隋至金代在鹿邑（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元初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后，县城东迁卫真至今未变。从古至今，今鹿邑境内先后出现三个“鹿邑城”，即鸣鹿故地、鹿邑故城、今鹿邑县城。古代苦县在鹿邑县（合并前的鹿邑）东，按《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真源县城与鸣鹿故地相距71里；按《读史方舆纪要》、《春秋大事表》（清初顾栋高撰）等记载，苦县故城与“鹿邑城”相距70里（《读史方舆纪要》云鹿邑县“东至江南亳州百三十里”就是把鸣鹿故地误作为明清时期的鹿邑县城了）。

与苦县同期的鹿邑城系鸣鹿故地，所以，苦县故城应在鸣鹿故地东71里，《元和郡县图志》、《读史方舆纪要》、《春秋大事表》等史书所言是一致的。但后人以不同的“鹿邑城”为坐标，就出现了不同的苦县故城：以鸣鹿故地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是70里外的今鹿邑县城；以鹿邑故城（今鹿邑城村）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在70里外的今鹿邑县东十里太清宫镇境内，与谷阳故城、赖乡城同地；以今鹿邑县城（卫真县城）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移到70里外的亳州东十里了。清代以后，“鹿邑城”的迁徙已鲜为人知，史书中出现不同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由赖城、赖乡、赖乡城等三个地点误会成同一个地点造成的。《水经注》记载，“濄水又东迳苦县西南，分为二水。枝流东北注于赖城入谷，谓死濄也。濄水又南东屈，迳苦县故城南。《郡国志》曰：春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赖陵矣。……濄水又东北屈，至赖乡，谷水注之……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谷水又东迳赖乡城南……谷水自此东入濄水”。这一段记述的是死涡于赖城注入谷水，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然后在赖乡城南注入已绕过苦县故城南的另一支涡水。按照郦道元的叙述来画一张河流水系复原图，就会发现，只有苦县故城与赖城南北紧邻才能完成这种互相注入的复杂流程。如果赖城、赖乡、赖乡城均系同一地点的话，苦县故城就必须东迁到赖乡才能使谷水既经苦县故城又经赖乡城南。但《水经注》中有一句话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是郦道元对“苦县故城”的解释：“王莽更名之曰赖陵矣”，这就告诉我们，新莽时期苦县更名为赖陵，那么，“苦县县城”就谓“赖陵县城”，“苦城”也就是“赖城”。王莽之后，仍有人沿袭这一称呼。《水经注》中这个“赖城”就应是新莽时期的苦县县城，而非苦县东部的“赖乡”或“赖乡城”。死涡在这里注入谷水后，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然后又东流到10里外的赖乡城南注入涡水。

由此可见，《水经注》注录的谷水、涡水流经的城乡胜迹与今之鹿邑完全吻合，苦县故城当在今鹿邑境内。经考证，今鹿邑西关遗址就是汉苦县故城遗址，位于县城西南部，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保留有汉代文化层1米左右，其东北部至今仍有河道与护城河相连，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2年6月19日于佛山市禅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