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57年初春，上海中山医院，一位清瘦、英俊的青年，被诊断出身患恶性肿瘤，癌细胞已扩散。这一年他32岁，医生给他最乐观的估计只有两年时间。

他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他坚信自己不会就这样被死神匆匆带走。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完成，他的生命应当属于科学、属于党和人民……

1980年6月，一位著名科学家率队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他的失踪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党和国家更是不惜一切代价，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搜寻，使罗布泊自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来，再度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这位科学家，就是当年那个被绝症宣判死刑的青年，他已同病魔抗争了23年，顽强地活到了55岁，他抗癌英雄与献身边疆的事迹已传遍全国。

科学家、身患绝症、神秘失踪，这些元素的组合，促成了一个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字――彭加木。他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在他的身上，浓缩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几十年来，人们怀念他、敬仰他、锲而不舍地追寻着他。

一.彭加木

艰难求学

清澈的流溪河水缓缓流淌，流进了稻田、流进了蔗地、流进了橘林、流进了荔园……

位于广州市番禺县流溪河畔的槎头村①，处于一片水乡地带。这里田间地头水连着水，村前村后船挨着船，是一片富饶的鱼米之乡。

槎头村里有一户彭姓人家，长房彭炳忠经商，妻子严守和操持家务。他们已有两个儿子，如今妻子又怀身孕，虽只有七个月，却突然出现临产征兆，彭炳忠匆匆把妻子送到广州。

妻子被送进广州柔济医院后，只有七个月的胎儿就提前出世了，又是个男孩，体重还不足三斤，这一天是公历1925年5月15日，孩子属牛。

这是彭炳忠的第五个儿子，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旧社会，彭炳忠可算是有福之人。但前四个儿子中，只有老二彭家泰、老四彭家颖存活了下来。夫妻二人担心这个弱小的早产儿也会早早夭折，就没有给孩子取名。

但这个早产儿却是幸运的，柔济医院刚刚进口了一台育婴箱，早产儿被放进了育婴箱，他以顽强的生命力，在育婴箱里活了下来。

科学拯救了一个新生命，给了他踏入人生的力量。

孩子满月了，彭炳忠夫妇抱着孩子回到了槎头村，直到这时，彭炳忠才决定给孩子取名。他为孩子取名“家睦”，以此祈求家庭和睦。

日月如梭，转瞬间几年过去了，育婴箱里存活下来的彭家睦，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茁壮成长。他生性好动、心灵手巧，喜爱花草树木、喜爱小动物，对身边的一切新生事物充满好奇。

彭炳忠尝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因此把孩子们都送去读书，彭家兄弟三人后来都大学毕业，都得益于父亲的培养。

1932年，七岁的彭家睦被送进村里的私塾读书，村里的私塾只有一、二年级，1933年彭家睦考入佛山市私立有恒小学，八岁便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1935年，彭家睦转入佛山市首屈一指的教会学校——私立英华中学学习。在那里读完高小五、六年级，升入初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1938年8月21日，日寇占领广州，不久，佛山沦陷。英华中学师生不愿做亡国奴，全校迁往香港，13岁的彭加木远离故乡，来到香港求学。在那里读完初中，升入高中。

1941年底，香港沦陷。彭家睦随着逃难的人群离开香港，回到故乡。

正在这时，父亲彭炳忠因病去世，终年54岁。就在彭家睦痛苦万分、走投无路时，阔别多年的二哥彭家泰回家了。

此时彭家泰已改名彭浙，他在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后不久，便得到父亲病逝的噩耗，匆匆从重庆赶来。

彭家睦求学心切，又不愿在沦陷区接受奴化教育，在彭浙的帮助下，他涉险通过封锁区，来到没有被日寇占领的大后方韶关市。

韶关仲元中学得知彭家睦辗转求学的经历后，收留了他。彭家睦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加刻苦学习。

1943年，彭家睦在韶关仲元中学高中毕业。

彭家睦渴望继续求学，向往着像两位哥哥一样，考入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

一个人对于专业的选择，往往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不知是南国秀丽的自然风光熏陶了彭家三兄弟，还是三兄弟间互相影响的结果，他们都同绿色生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彭浙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园艺系，研究南北果木互移；彭家颖就读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主攻生物化学；彭家睦热爱农业、热爱化学，也报考了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

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中央大学招生不多，中央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更是在整个中南地区只招收一名新生。

由于战乱，中央大学已由南京迁到陪都重庆②，而考场设在湖南郴州。

彭家睦由二哥彭浙陪同，来到湖南郴州参加了高考。

兄弟俩回家不久，就从报纸上看到了录取新生名单，中央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在中南地区招收的唯一新生，就是彭家睦。

大学时期的彭家睦发奋学习，沉醉在书籍的海洋中，埋头于科学的世界里。他深知中国之所以百年来饱受列强欺辱，就是因为科技落后。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他决心以读书救国，以知识报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

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但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密令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全国内战爆发。

1947年，彭家睦在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担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助教。

1948年，彭家睦辞去教工职务，应导师王应睐教授之邀，来到上海（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担任技佐。

不久，彭家睦收到了二哥彭浙美国的来信，当时彭浙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得知芝加哥大学招考生物化学研究生，美国优待中央大学的毕业生，他希望彭家睦出国深造。

彭家睦陷入了犹豫、彷徨中，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还是选择留在国内，因为祖国的科技水平还很落后，更需要他这样的科技人才。

1949年，解放战争捷报频传。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3日，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压迫中国人民二十多年的国民党政府被推翻了。

彭家睦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保护中央研究院仪器、设备，迎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我国最大的城市获得新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中央研究院。

这一年彭家睦24岁，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注释：

①槎头村：现广州市白云区槎龙村。

②1946年由重庆迁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南京大学。

投身边疆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中央研究院改组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①，彭家睦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先后担任助理员、助理研究员。

1950年，彭家睦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中科院上海分院第一批团员。

1951年，彭家睦与相知相恋多年的大学同窗，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夏叔芳结婚。

此时正值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如火如荼时，彭家睦热血澎湃，向组织申请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但中科院上海分院刚刚组建，急需科技人才充实队伍，彭家睦只好接受组织决定，继续科研工作。

沐浴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春风里，置身于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彭家睦的思想不断进步。上海生化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王芷涯，像大姐姐一样关心、帮助彭家睦，给彭家睦讲党的光辉历史，讲革命先烈的感人故事。

一次次推心置腹地交谈，使彭家睦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像无数革命先烈那样，为党的崇高事业奋斗终身。

1953年，彭家睦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把毕生献给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

党组织对彭加木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彭加木的家庭出身不好，而且他的二哥彭浙在美国、四哥彭家颖在台湾，因此党组织对他的入党问题显得格外慎重。

在审查过程中，党组织充分肯定了彭家睦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不畏艰苦的工作精神。同时也直率地指出他固执、主观、急躁，不注意工作方法的缺点。

1953年10月，彭家睦通过了严格审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生化研究所第一位入党的科研人员。

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彭家睦也迎来了一次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国各科研单位将选派一批年轻的、有潜质的科技人员，赴苏联学习当时尖端的科学技术，填补我国许多科研领域的空白。上海生化研究所要派一人赴莫斯科学习核磁共振技术。彭家睦是中共党员、工作能力出众，被组织上选入留学苏联的名单。

接到通知后，彭家睦感到荣幸之至，因为当时在中国人看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能到“老大哥”那里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极为难得的机会，留学归来后，必将前程似锦。

与此同时，彭家睦又得到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周总理直接领导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规划，在这项宏伟规划中，有一项是对全国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这些方面，旧中国留下的几乎是一片空白。

为了唤醒大自然，让沉睡亿万年的宝藏为祖国建设所用，国家成立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中科院副院长、我国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任委员会主任。全国近百个科研单位的成千上万名科研人员，将组成浩浩荡荡的科学考察大军。分赴祖国各地进行综合科考。一项遍及全国各省区、绘制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建设蓝图的宏伟工程开始了。

接二连三的好消息，令彭家睦兴奋的彻夜难眠，同时，也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是去国外学习，还是去边疆考察。

去苏联留学，这是彭家睦期盼已久的，一旦错过这次机会，也许以后十年八载都很难再遇上，年龄大了，出国留学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去边疆考察，条件要比出国留学艰苦很多，但祖国贫穷落后的边疆，正需要千千万万个像他这样的知识青年去开发、去建设。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彭家睦最终选择了后者——到边疆去。

他曾写下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语：“我必须在出国与到边疆之间做出选择，我考虑的结果，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别的同志也乐于去。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为了争取参加边疆科考，他还写信给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倾诉了自己炽热的衷肠:“……我志愿到边疆去，这是夙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格坚强。面对困难，我能挺起身体，倔强地抬起头来向前看，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信的署名不是“彭家睦”，而是“彭加木”，他对此的解释是：“家睦”是希望家庭和睦，着眼于小家庭 ，太狭隘了。我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

“加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架”字，我要在上海与边疆之间架桥梁！

从“家睦”到“加木”，正深刻地反映了彭家睦思想上的飞跃。

彭家睦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妻子夏叔芳多病，常常只能上半天班。他们相知相伴多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儿子彭海四岁，女儿彭荔才出生几个月，此时的这个小家庭，是多么需要他精心照顾啊！

但彭家睦却下定决心，选择“舍小家为大家”，放弃出国留学机会、离开上海的舒适生活和优越条件，到条件最艰苦、最需要他的边疆去。

彭家睦的真情感动了中科院领导，1956年3月，组织上正式批准了他的申请，由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调至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职务为助理研究员。户口也由上海迁至北京，并正式改名为“彭加木”。

1956年5月，彭加木告别了工作八年之久的上海生化研究所，告别了共事多年的老师和同事，告别了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踏上了新的征程。

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彭加木带着“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风尘仆仆、行程万里，奔波于祖国的边疆各地。

他先是参加了“云南生物考察队”，来到西南边陲云南，在昆明负责建立生物化学实验室。

1956年秋，他又离开昆明奔赴新疆，参加了“新疆综合科学考察队”，在乌鲁木齐帮助组织筹建中科院新疆分院和新疆化学研究所。

不久，他又从新疆千里迢迢回到昆明，参加了由竺可桢副院长亲自率领的“华南热带生物考察队”，奔赴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五指山麓，进行野外考察。

对于那段艰苦而又难忘的边疆生活，他曾这样写道：……到了边疆，使我真正感到祖国的伟大，祖国地大物博，有多少资源需要我们去开发，有多少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啊。北京、上海都是乐园，但是祖国这么大，只有这两个乐园就够了吗？如果要把祖国各地都建成乐园，我们青年人不去，谁去呢？

……我刚30出头，浑身是劲，虽然边疆的生活艰苦一点，但这正是要我们青年去奋斗建设的。当我们战胜困难，做出一些成绩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正当彭加木在祖国边疆的科技荒野中披荆斩棘、阔步前进时，这位豪情万丈的垦荒者，却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

注释：

①上海分院：也称华东分院。

勇斗病魔

1957年初，彭加木从海南岛来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

吃晚饭时，彭加木突感不适，他坚持吃完饭，刚站起来就昏倒在地。等他清醒后，知道自己的“秘密”暴露了。

彭加木是一个早产儿，先天不足，但他自幼热爱运动、坚持锻炼，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

然而最近几个月来，他明显感到身体大不如前，经常咳嗽、呼吸急促、浑身乏力。但他一直不露声色，仍坚持工作。直到这次突然昏倒，才彻底“暴露”。

同事们把他送到广州医院，经医生初步检查，确认病情严重，不再适合野外工作，立即回上海治疗。

彭加木焦急万分，坚持留在考察队，竺可桢副院长亲自找他谈话，亲笔签署介绍信，要求他立即回上海详细检查。

彭加木回到上海，在上海中山医院接受检查后，医生给他开了住院通知单。

中山医院曹凤岚医生，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她经过对彭加木反复检查、与其他专家会诊后，确定彭加木身患纵隔障恶性肿瘤。

纵隔部位，是气管、食道及大血管等器官必经的通道，是人体的要害部位。彭加木的恶性肿瘤长在气管、食道与心脏之间，当时已有两个拳头那么大。

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们根据有限的医学文献和临床实践判断，彭加木最多还有两年时间。

中山医院把诊断结果通知了彭加木单位，曹医生也把病情如实告诉了夏叔芳，让她做好思想准备，并嘱咐她对彭加木严格保密。

彭加木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察言观色，从医生、护士、妻子的脸色中，从他住的癌症病房，已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一天曹医生查病房时，偶然发现彭加木的枕边放着一本书——《肿瘤学》……

恶性肿瘤的治疗不同于其他治疗，会给患者精神上、肉体上带来巨大的痛苦。但彭加木以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情绪，积极配合治疗，同病魔进行抗争。

曹医生对彭加木采取注射氮芥和深度X光照射“双管齐下”的治疗方案。

氮芥是一种具有强烈毒性的药物，用它治疗恶性肿瘤，就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方法。注射氮芥后，会引起强烈的副作用，患者恶心、呕吐。注射一次氮芥，要连续呕吐几天。

病房里充满呕吐声，一位患者呕吐，就产生“连锁反应”，其他患者也份份呕吐起来，许多患者实在坚持不住，请求医生不要在注射氮芥或减少剂量。

然而当护士们问彭加木反应怎么样时，他却总是笑笑说：“没什么，反应不大，一切照常”。

彭加木真的“反应不大”吗？其实他和其他患者的反应是一样的，他是在强忍痛苦，他把吃饭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吃完吐了出来，吐完又接着吃。

深度X光照射是利用强烈的X光杀死癌细胞，但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许多正常的体细胞，对人体的损伤是巨大的，每次照射后，血液中的白血球明显减少，患者会感到浑身乏力、疲倦不堪。

为了减轻副作用，需要在照射前口服一种酸性药物，由于药太酸，服入后几分钟就会翻肠倒肚般吐出来。

吐过几次后，彭加木结合他的化学知识想出了办法，他在规定时间内分几次把药吃完，每次再吃两片小苏打以中和酸性，这样服药后就不会吐出来了。

在治疗期间，彭加木病情加剧，两次持续高烧40℃以上，生命垂危，被送进抢救室，医院两次下达“病危通知书”，通知家属安排后事。

透过抢救室的小窗，发着高烧的彭加木眺望着远处上海生化研究所实验大楼，他似乎看到同事们夜以继日工作的身影，仿佛听见遥远的边疆呼唤他的声音。他坚信自己不会就这样被死神匆匆带走，他一定能战胜病魔、重返边疆，完成自己的梦想。

生命不止、奋斗不息，此时此刻，一股强烈的生命之流在他体内奔涌，一首感人的七律诗脱口而出：

昂藏七尺志尝多，

改造戈壁竟若何？

虎出山林威失恃，

岂敢俯首让沉疴。

彭加木的生命力是顽强的，最后的时刻并没有到来，他两次都奇迹般挺了过来。死神在战士面前屈服了，对于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死神的力量有时也是有限的。

中科院上海分院以及上海生化研究所党组织和同事们也伸出温暖的手，竭尽全力抢救彭加木、帮助彭加木家属。

上海生化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王芷涯、所领导冯德培、王应睐等人，多次到医院看望彭加木，同医生保持密切联系。同事们查阅国外医学文献，查出治疗癌症的新药，冯德培教授写信托国际友人买到这种新药。

不久，冯德培教授收到国外寄来的新药，立即送到中山医院，中山医院对彭加木“三管齐下”进行治疗。

经过五个月的生死搏斗，彭加木竞战胜了“不治之症”，纵膈障恶性肿瘤明显萎缩，病情得到稳定和控制，成为绝症病人中的特例。经医生们会诊，同意他出院回家休养。

医生、护士们都称誉彭加木是“特别的病号”、“硬汉”“从头到脚没有一根软骨头”。

曹医生深有所感地说道：“除了药物的作用外，必须考虑精神的作用。彭加木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积极配合医生治疗，这是他战胜癌症的重要因素。”

绝处逢生的彭加木，此时又来了诗兴，再次做诗一首：

冬去春来物候新，

百花齐放草如茵。

鬼病缠绵今欲去，

抬头西忘逐飞尘。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病情刚刚好转，他的心就已飞向了边疆。

出院时的彭加木已面目全非，由于接受了大剂量的化疗和放疗，他变得头发稀少、眼球凸出、骨瘦如柴、行动迟缓，视力与记忆力都明显衰退。本来不近视的他，出院后不得不戴上眼镜。

虽然彭加木的病情得到控制，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病已经完全好了。中山医院在给上海生化研究所党组的公函中明确指出：彭加木的恶性肿瘤虽然暂时得到控制，但随时可能复发，因此不得离开上海。

但彭加木却是乐观的，他在家积极进行康复锻炼，当体力有所恢复，他就不顾劝告，回上海生化研究所工作，并多次向组织申请重返边疆。

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由王芷涯把病情如实告诉彭加木，并拿出中山医院给上海生化研究所的公函，说明“不能离开上海”不仅是党组织的意见，也是中山医院专家会诊后的结论。

尽管彭加木此前已有所察觉，但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患的是“纵隔障恶性肿瘤”。

组织上本以为彭加木会因此打消重返边疆的念头，但彭加木却丝毫不畏惧、不退缩。他以“面对困难，我能直起身体，倔强的抬起头来向前看”的豪迈气概，坚持自己的请求。

彭加木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再次感动了上海分院领导， 经组织上与医生反复磋商，1958年2月底，终于同意了彭加木重返边疆的请求。

1958年3月，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彭加木，又踏上了漫长的征程。

1960年底，彭加木再次受到病魔的袭击，他在上海中山医院复查时，发现上腔静脉严重阻塞，更可怕的是，在他的骨髓涂片中，发现了少量“异常网状细胞”，推断他可能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网状细胞性淋巴瘤。

“网状细胞淋巴瘤”是一种更为危险的恶性肿瘤，医学文献指出，这种恶性肿瘤患者，除特例外，一般只能活三个月。

医院与组织上研究后，认为彭加木经受过四年前那场生死考验，他的毅力是惊人的，可以把病情如实告诉他。

得知自己的病情后，面对死神的再次威协，彭加木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坚强和乐观。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要充分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尽可能多做工作，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

三个多月过去了，病情没有新的发展，彭加木依旧好好的活着，再次成为绝症患者中的特例。

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党委得知彭加木再次濒临险境，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劝他调离综合考察委员会，留在上海工作。彭加木却念念不忘新疆，仍坚持回边疆工作。

经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与上海生化研究所领导共同研究决定：彭加木身体已不能适应边疆科考的艰苦环境，自1961年4月起，彭加木调回上海生化研究所工作，户口也由北京迁回上海。

同时，也考虑到彭加木再三要求回边疆工作的强烈愿望，同意彭加木每年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合适的季节，去新疆工作几个月。

1961年7月，彭加木再次踏上了开往新疆的列车……

铺路石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边疆地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更加艰苦。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技事业，创建中科院新疆分院。彭加木住在新疆分院条件简陋的平房里，整天忙于筹建试验大楼，购置仪器、安装设备、培育人才；甚至在建筑工地上抬土、运砖……

新疆的朋友们赞誉彭加木为建立中科院新疆分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技事业，彭加木架设起新疆与内地间的科学桥梁。他在上海做了许多动员工作，鼓励上海的科技人员到新疆工作。在他的精神影响下，陈善民等多位上海科研人员调到新疆工作。陈善民还担任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后来成为新疆分院副院长。

他还动员王应睐、殷宏章等我国知名科学家来新疆考察和指导科研工作。同时介绍新疆的科技人员到内地进修、学习。

新疆分院的同事们称赞彭加木“是出色的科研工作组织者”，“是架设新疆与内地科学桥梁的工程师”。

为发展新疆的科技事业，彭加木足迹踏遍天山南北，深入大漠戈壁进行野外考察、科学研究。

1959年、1964年，彭加木两次来到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罗布泊地区进行资源考察，通过考察研究后，他首次提出，罗布泊蕴藏着储量巨大的我国稀有资源——钾盐，可能还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资源，是一块“宝地”。

从此，彭加木就与罗布泊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我国罗布泊研究领域的专家。他立志要在罗布泊寻找到祖国急需的钾盐、重水等重要资源，摆脱我国对这两种资源长期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的局面。

1962年，上海生化研究所进口了国内第一台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被誉为“科学之眼” ，它设计精密、结构复杂，是一种全新的科研工具，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 ，而我国在这一领域仍是空白。

由于缺乏经验，在安装、调试工作中，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尽管彭加木也是首次接触这项新技术，但他知难而进、主动请战，主持建立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的工作。

彭加木埋头研究国外电子显微镜文献，了解它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术。30多个日日夜夜厮守在电子显微镜旁 ，经过几百次的调测、试拍，终于成功完成了电子显微镜的安装、调试工作，拍出了合格的显微照片。

从此，彭加木又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电子显微镜专家 ，并帮助各地建立起了电子显微镜试验室。

彭加木的主要研究课题是酶化学和原胶原，有了电子显微镜后，他就用这架新式武器研究病毒，特别是植物病毒。并把植物病毒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成为国内一流的植物病毒专家。他深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植物病毒是农业的大敌，研究植物病毒将为消灭农业病害、提高农业产量起到重要作用。

此后，他拖着病体，除每年夏季赴新疆工作外，其余时间奔赴祖国各地，进行植物病毒研究。哪里发生农业病害，他就到哪里采集样本，带回上海研究，找出病害原因，为我国农业病害的防治做出巨大的贡献。

是金子总会发光，彭加木虽然还只是上海生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但他通过不断的学习、探索和实践，成为国内少有的“一专多能”型科技人才，在多个科研领域“发光发热”。

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柯庆施得知彭加木的先进事迹后，亲自致信彭加木，高度赞扬了彭加木一心为公、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祖国科技事业而献身的崇高品质。

1964年初，彭加木光荣的当选为中科院和上海市委“先进模范标兵。

1964年4月6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彭加木的署名文章《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表达了彭加木甘当“铺路石子”的心声：……建筑工人、筑路工人能够默默无闻地做一些专门利人的工作，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些科学组织工作，起一些桥梁作用呢？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人们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也是光荣的，我愿一辈子做这样的铺路石子……

同时，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让青春放射出最瑰丽的光彩》、《无畏的战士》、《科学战线的硬骨头》、《活着就为闹革命》、《生活中的萧继光》《有限的生命、无限的生命力》等文章，宣传彭加木的先进事迹。

彭加木献身边疆、献身科学、勇斗病魔、甘当“铺路石子”的事迹传遍神州大地，全国掀起了学习彭加木的热潮。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为彭加木题词：“向彭加木同志学习，学习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学习他的克服一切困难，埋头苦干的精神、学习他的全心全意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精神。”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作诗：《满江红》――赞彭加木同志书以诗赠

大学之年，科技界，雷锋出现。彭加木，沉疴在体，顽强无限。驰骋边疆多壮志，敢教戈壁良田遍。铁道兵铺路满山川，为人便。

病魔退，英雄显，乐工作，忘疲倦。老大哥，永远令人欣赞。活虎生龙专爱国，忠心赤胆常酣战。望大家，都向彭看齐，比帮赶！

1964年底，彭加木被提升为上海生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大会期间，又被选入主席团成员。

大会期间正值新年，1965年元旦之夜，全国各地的几千名代表齐聚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年团拜。会场内喜气洋洋，在欢声笑语中，周总理神采奕奕地来到人群中，同大家握手问候。

彭加木兴奋地朝总理走去，刚要向总理问好，总理已看到他，一边热情地伸出手，一边叫着他的名字。

彭加木握住总理的手，他感到这只大手是那么温暖、有力。他有许多话想对总理讲，但此刻，千言万语凝结成了简单却又包含着无限深情的一句话：“总理，您好……”

总理握着彭加木的手，仔细端详着他的眼神和脸色，关切地说：“要注意身体，好好工作”。

彭加木噙着热泪，任何语言，也难以表达他此时此刻的感受，他不停地点着头，把总理的殷切期望和热情关怀，点点滴滴牢记心头。

1965年1月3日，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人大代表。彭加木终于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他紧握着主席那只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大手，热泪盈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又在家里接见彭加木。邓大姐和他亲切交谈，仔细询问他的病情、工作和家庭情况，嘱咐他保重身体，鼓励他为祖国边疆的科技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彭加木感到无比的幸福，他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机盎然的新时代，他决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以后的工作中，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不久后，他却再次遭受沉重打击，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击碎了他那甜蜜的梦想……

十年耗劫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技日新月异、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在我国，却是政治运动不断、人民思想混乱的“动乱年代”。

六十年代初的三年，我国经历了经济最困难时期，1963年刚刚摆脱经济困境，1964年到1965年又发生了“四清运动”，到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革初期的一天，上海生化研究所大院内，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内容触目惊心、骇人听闻：彭加木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攻击“顶峰论”……

这张大字报引起的巨大轰动，如同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顶峰论”是当时的“副统帅”林彪提出的，是写入《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在那个现代迷信泛滥的年代，占据着统治地位，彭加木敢于攻击“顶峰论”，敢于反对“副统帅”，真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

随之而来的，便是铺天盖地般批判彭加木的大字报，彭加木从全国科技战线的先进标兵，变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反党反革命分子”。

那是在一次讨论《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党组会议上，对于再版前言中“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斯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几句话，即“顶峰论”。彭加木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马列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不断发展。达到顶峰了，就不能发展了，我认为不能提“顶峰”。

就是这几句话，被人记录了下来，成为彭加木的“罪证”。

彭加木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反党集团”名单之中。

随着文革的深入，上海生化研究所的领导和科学家们，都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赶进牛棚，造反派们已夺得大权。但要建立所谓“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需要结合一个科技界的“代表人物”来坐在台上，摆摆样子。

找来找去，结果找到了彭加木，因为彭加木是1964年柯庆施树立的科技标兵，他的先进事迹已传遍全国，而柯庆施在文革中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为了重树彭加木，上海《文汇报》发表长篇报道《红太阳照亮了彭加木前进的路》，强调彭加木虽“犯过错误”，但通过深刻领会《毛主席语录》，已“痛改前非”，依然是标兵。

1967年12月，彭加木开始担任上海生化研究所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中科院华东分院革委会筹备会召集人。

在那个风云变幻、黑白颠倒的年代，彭加木从“反党集团”成员摇身一变，又成了“三结合”的革命干部。

1968年秋，一阵狂风平地而起，“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在中科院上海的各研究所清理阶级队伍，又炮制了一起大冤案——“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案”。

所谓“两线一会”，是把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作为一条线，把日寇占领时期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院作为另一条线，同国民党溃败前夕组织的（中央研究院）接应安全小组委员会连在一起，故称为“两线一会”。

这一冤案涉及面极广，在上海的14个科研单位中，有200多人被“隔离审查”，1000多人受到牵连。

1968年11月30日，任“中科院华东分院革委会筹备会召集人”还不到一年的彭加木，又戏剧性的变成了“老特务”、“老反革命”，被隔离审查。

彭加木1948年秋才进入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当时只有23岁，半年后上海就解放了。怎么会成为“老特务”呢？

按照“两线一会专案组”的逻辑，越是解放前夕进入中央研究院的、越是年轻的，越是危险人物。那是国民党安插的“潜伏特务”，准备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潜伏、伺机而动。”

“专案组”早已把彭加木列为“重点”，暗中内查外调，直到掌握大量“材料”，经“上级”批准，才突然袭击，揪出了“老特务”、“老反革命”彭加木，成为当时的“爆炸性新闻”。

彭加木的妻子夏叔芳也受到牵连，被“专案组”列入“特务名单”，进了“抗大学习班”。所谓“抗大学习班”，就是变相隔离审查，凡是“抗大学习班”学员，必须住在研究所，不准回家、不准串联，一边“学习”一边“交待”。

就在彭加木被“隔离审查”的当天，“专案组”又连夜进行了大抄家。

“专案”人员们恨不得把彭加木的家掘地三尺，他们翻抽屉、开箱子、挖墙洞、撬地板……彭加木的藏书、笔记本、论文、信件、相册等等全部被抄走，家里剩下唯一的书，就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抄家完毕，“专案组”又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连夜清理抄家“战果”。

第二天，抄家“战果”整理出来，一张张大字报“揭露”了大量彭加木“老特务罪证”。真可谓“铁证如山”。

一.在彭加木家中抄得英文版地图一张，这是香港地图，说明彭加木早就想“判国投敌”。

（彭加木有收集地图癖好）

二.抄得匕首十多把，这是特务活动的用具。

（新疆维吾尔族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有新疆的朋友送的，也有彭加木买来留作纪念的。）

三.抄得子弹壳二十多发，这也是彭加木“特务”罪证。

（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捡来玩的）

四.在彭加木的相册里，许多照片是以公路或铁路桥梁为背景，这是他刺探情报的罪证。

（谁的像册里没有这类照片？）

五.抄出小铁盒一支，内有大量全国粮票及金银首饰，是彭加木准备潜逃的物资。

（彭加木家老保姆的多年积蓄）

欲施人罪，何患无辞！

为了彻查彭加木的“特务活动”，“专案组”还派出大批外调人员，沿彭加木到各地科考的足迹“调查取证”。

1964年3月，彭加木曾到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资源考察，这次考察成了外调的“重点”。

“专案组”认为，罗布泊是重要国防基地，彭加木“借科考之名，潜入罗布泊进行特务活动，窃取军事机密”。于是派出“专员”千里迢迢来到罗布泊“外调”，结果查来查去什么也没查到。当地部队证实，彭加木等人到罗布泊考察，是办理手续、经有关部门批准、公安部门陪同前往的。

令人捧腹的是，由于罗布泊气候恶劣，“专员”们回到上海后，竟大病一场。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株连术，竟发展到“病人出事、殃及医生”！中山医院的曹医生，由于曾是彭加木的主治医生，竟也遭株连。

“调查”人员来到中山医院，气势汹汹地要曹医生写揭发材料，揭发彭加木“假装癌症”。曹医生拿出彭加木当年的病历和诊断书，义正言辞的说明这不是她个人的诊断，而是几位医师共同会诊的结论。

“调查”人员理屈词穷、恼羞成怒，竟大骂曹医生是“彭加木同党”，是“特务集团成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调查”人员从曹医生的档案中终于发现了“线索”，曹医生毕业于中央大字医学院，彭加木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这是他们早有“特务”联系的“证据”。

这些“外调”人员到了哪里，哪里与彭加木工作过的人们就受到牵连，被扣上“特务”帽子，各地因彭加木而受株连的达数十人之多。

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后，一切都颠倒了，彭加木，这位昔日全国科技战线的先进标兵，成为一名“潜伏”我党内部多年，老奸巨猾、阴险狡诈的“老特务”。

彭加木为发展祖国边疆的科技事业四处奔波，被颠倒为“四处搜集情报，进行特务活动”。

彭加木在各地培养科技人才，被颠倒为“发展特务组织、建立情报网”。

彭加木勇斗病魔、战胜绝症，被污蔑为“假装癌症、捞取政治资本”。

人们把文革时期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比作党体内的恶性肿瘤，这个比喻既形象又恰当。

彭加木平生的第一次生死搏斗，是同自己体内癌细胞斗争。他的第二次生死搏斗，就是与政治上的癌细胞斗争。

在隔离审查期间，彭加木受尽了人间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但彭加木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屈服、不低头，顽强的同邪恶势力作斗争。

隔离室里，不时传出拷问声、毒打声，同时也传出怒吼声：“我抗议！我不是特务！你们侮辱我的人格！”

在公开批斗会上，彭加木像喷气式飞机似的被反剪双臂，依然大声疾呼：“我抗议！你们纯粹是捏造！”

为了啃下彭加木这块“硬骨头”，“专案组”分成几组，24小时不停审讯彭加木。

几天几夜过去了，审讯者都支持不住了，彭加木还在那里高喊着“我抗议……”。

尽管对彭加木的“审讯”没有任何结果，但“专案”人员通过不断的“内查外调”，又找到许多重要“线索”，彭加木的“特务”级别不断升级，从普通“特务”升级到“中统特务”、“军统特务”，而且还是“重要骨干”。

于是，“上级”指示“专案组”，严加看管彭加木，防止他自杀，他是“要犯”，一旦自杀，许多重要线索就中断了。

彭加木的隔离室戒备森严，看管人员增强到八人。但他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专案人员不再打骂他，伙食也改善了，彭加木要求晒被子、看报纸也同意了。

就在这时，经过多次“艺术加工”，一个荒诞离奇的谣言“梅花党”出笼了：

1965年7月20日，随丈夫李宗仁从美国回归祖国的郭德洁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组织的负责人”，她这次回国，负有美国中情局的秘密使命，即以金质梅花形胸针作为接头标记，与潜伏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中情局特务进行联络。

“梅花党”的重要成员，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和彭加木，他们保持单线联系。

这一下，彭加木又升级为“梅花党成员”、“美国中情局特务”，随着他不断被升级，他也变得越来越神秘。

“专案组”听到谣传后如获至宝、“明察秋毫”，在提审彭加木时又加入了“梅花党”的内容，结果漏洞百出，反被彭加木驳的哑口无言。

见正面无法取得突破，“专案组”又检查从彭加木家里抄来的物品，查来查去，一朵梅花也未找到。

由于“两线一会专案组”的残酷迫害，上海科研单位的“两线一会”冤案越搞越大。导致悲剧、闹剧、讽刺剧不断上演。“上级”也意识到再这样闹下去，越来越不好收场，于是敲响了收场锣鼓。

彭加木“老反革命”、“老特务”、“梅花党成员”这些凭空捏造的罪名，“专案组”绞尽脑汁、生搬硬套，也始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最终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由于“彭加木案”影响甚大，上海“革委会”头号人物王洪文亲自对彭加木的审查报告作了批示：“解除隔离，送干校劳动，继续审查，内部控制使用”。

1970年3月，彭加木终于结束了长达15个月的隔离审查，被送到上海郊区的上海科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一般的科技人员在五七干校经过半年的劳动改造便可回上海，但彭加木却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时光。

15个月暗无天日的隔离生活，使彭加木的身体极度虚弱。到了干校，他拼命锻炼积极劳动，渐渐恢复了体力。

但好景不长，不久又开始了清查“5.16分子”②运动，又查到了彭加木。

彭加木本是“老反革命”、“老特务”，如今又成为“5.16分子”、“现行反革命”，新账老账一起算，成为“历史加现行”的“双料反革命”。

于是又开始了“大字报”猛轰、隔离审查，但彭加木已“习以为常”，“专案组”依然无法在他身上打开缺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查“5.16分子”的高潮又过去了，对彭加木的审查又是不了了之，所谓“历史加现行”的“双料反革命”还是查无实据。

1972年，彭加木结束了三年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回到上海生化研究所。但他的工作不是搞科研，而是继续劳动改造。他被分配去做煤渣砖和蒸馏吡啶，又劳动了一年，1973年才回到科研岗位。

但王洪文的“批示”中有“内部控制使用”六个大字，这也就意味着彭加木不能离开上海。

由于动乱，彭加木所在的植物病毒组已解散，但彭加木深知植物病毒研究对农业的重要意义，即使只有他一人，他也要继续这项研究工作。

要研究植物病毒，就必须深入田间观察植物病状、采集样本。但王洪文的批示中“内部控制使用”，如同“紧箍咒”束缚着彭加木。

此时的中国，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开门办科研”之风率先刮起，植物病毒组得到恢复，彭加木要求下乡的请求得到批准。被囚禁多年的彭加木，如出笼之鸟展翅翱翔。

他往返奔波于祖国各省区，深入农业第一线，考察各地植物病毒。短短几年中，他以“上海生化研究所植物病毒组”的名义，发表多篇科学论文。

但文革时期中国的政治风云是变幻莫测的。

1975年1月，周总理病重住院，邓小平接受毛主席委托主持中央工作，开展全面整顿，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有了明显好转。

但“四人帮”不能容忍邓小平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对邓小平进行诬陷迫害，从此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盘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政治方针和工作成就，使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4月5日，爆发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4.5运动③。中共中央把这一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四人帮”的上海余党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强令上海的党员要带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每名党员都要写“批邓”大字报。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党员们都被迫写了“批邓”大字报。

但倔强、耿直的彭加木却拒写大字报，并毫无掩饰地谈了对“天安门事件”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看法：群众纪念周总理，怎么会成为“反革命事件”？以三项指标为纲④，错在那里？

“四人帮”的上海余党们得到“举报”后，开始注意彭加木，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准备第三次“揪斗”彭加木。

就在这时，中国的大地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10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拘捕了“四人帮”。

注释：

①郭德洁：已于1966年3月21日去世。

②5.16分子：指混进党政军各领域和文化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③4.5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

④三项指标为纲：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提出的，把思想问题、安定团结、发展经济作为今后各项工作的纲。

科学的春天

“四人帮”肆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阴霾散去了，波乱反正的时刻到来了。

十年的停滞不前，使我国科技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此时此刻，彭加木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焦急，他兴奋我国科技工作重新步入正轨，他急于把“十年浩劫”荒废的时光夺回来。

尽管在文革中饱受摧残，但彭加木却不抱怨、不后悔、不观望、不犹豫，他的信念始终是向前、再向前。他如同一团火，感染着身边的人们，使许多被“四人帮”迫害的心灰意冷的同事们，重新振奋精神。

他再次郑重地向党组织请求重返边疆，无论到哪里他都愿意。新疆分院得到彭加木重返边疆的消息，立即发出邀请。组织上同意他去新疆工作，但考虑到他已年近花甲，又身患绝症，仍然只允许他每年夏季去新疆，其余时间在内地工作。

1977年7月，彭加木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新疆，感慨万千。当他走下飞机，迎接他的老朋友们蜂拥而来，紧握着他的双手，热泪夺眶而出。

在那乌云压顶的岁月，新疆的朋友们听到了“梅花党”的传说，得到彭加木遭受迫害的消息，心急如焚。彭加木为了新疆的科技事业不辞辛苦、呕心沥血，反被诬陷为“到边疆进行特务活动”，这是何等的冤屈啊！

当他们得知彭加木已平反昭雪、要重返新疆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但阔别重逢后，彭加木却只字不提那段痛苦的经历，只专心了解新疆分院的现状、都需要哪些帮助，并很快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工作中。

此后的三年，彭加木每年夏天都到新疆工作几个月，他和新疆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视新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彭加木深知，人才是科学发展的基础，要推进边疆的科学事业，必须培育一批科技人才。

他对身边的学生、助手们因才施教、循循善诱，既是严师又是挚友，使学生们进步很快，但他却很少表扬，相反总是严格要求。在他的悉心培育下，他的学生们后来奔赴新疆各地，成长为新疆的科技骨干。

1978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是中国科技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盛会。

再度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大会中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要求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树雄心、立壮志、向科技现代化进军”。

历经磨难的彭加木等老一辈科学家们，在台下精神振奋、热血沸腾，他们眼含热泪热烈鼓掌，把手掌拍的通红。

只有经过严冬的人，才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十年浩劫”使中国科学家们的心冰冷到了极点。当邓小平在大会上掷地有声地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多少颗冰冷的心开始温暖化冻了。

我国科技工作经过“十年浩劫”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由于文革的影响，彭加木的技术职称仍停留在六十年代的副研究员，这与他在学术方面的巨大成就、为祖国科技事业的突出贡献是极不相符的。

1979年初，彭加木被提升为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研究员。

二十多年来，彭加木不顾身患绝症的病体，十多次赴新疆工作，帮助组建中科院新疆分院，为新疆培育了大批科技人才，在新疆与内地间搭起了科技的桥梁。但他在新疆却无任何职务，自认为来新疆的任务就是“铺路建桥”。

为便于开展工作，中科院新疆分院多次请求彭加木兼任新疆分院院长，并上报中科院。

1979年12月，中科院批准了新疆分院的请求，正式任命彭加木为中科院新疆分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饱经风霜的彭加木终于苦尽甘来，迎来了他人生的又一次巅峰，同时，也开始了他的下一步规划——进军罗布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