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姓男孩取名？3．黑五类教授投资者（快乐的童年）！

3.快乐的童年.

人往往对于童年的记忆难以忘怀，儿时的经历不论是高兴还是悲伤，都永远值得留恋，无法抹去。如果能够出现时光倒移的奇迹，我真想再回至那个充满幼稚和欢乐的童年看一看。在这里，简要回忆一下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片段。

还是在我三岁的时候，社会秩序井然，人人遵纪守法，真可谓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里常常是从早到晚不用锁门。有一次父母亲正在上班，家中所请的一位名叫“春福”的保姆带着我，趁她做饭时没注意，我一个人悄悄跑出家门，串到街上走丢失了。父母亲焦急万分，请了专班子人马四处寻找。在那个年代寻找失踪的孩子作兴打锣吆喝，以吸人眼球，引起大家的观望和重视。这些人打着锣，在大街小巷里大声地吆喝道：“找孩子啰！我们的小男孩走丢失了啰！”整整忙碌了一天，也没有发现我的踪影。

第二天父母亲发动亲朋好友们继续四处寻觅。十分凑巧的是，二伯父在一条小街上看见一位男子抱着我，那男子对我还不错，当时我手上还拿着一个苹果正在吃哩。

我当时硬是死活不要二伯，那男子当然也不相信二伯，怕他是骗子。二伯父忙说去叫孩子他妈来，于是赶紧喊来了母亲。一见到母亲我就哇哇大哭，嚷着要妈妈，这才总算是转危为安，平安地回到了家中。

在我四岁不到的时候家中出了一件不幸的大事故，我的妹妹在一次外出时也不慎丢失了。父母亲花费好大的气力都未找到她，从此妹妹再也没有露过面。多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曾经四处寻找妹妹，从汉口新华电影院追查到汉阳，一路寻觅至汉阳剧场的一位罗姓工作人员那里，最终仍然无功而返，令我们终身遗憾。

紧接着家中又发生了第二场灾祸。解放初期，群众们的革命热情高涨，父母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将不满一岁的弟弟托交给一位阿姨寄管。有一天晚上阿姨带着弟弟睡觉，不小心弟弟被闷死在被子里，她却一直不知晓，直至第二天早晨才发现弟弟已经断了气。

记得那一天早晨天还没亮，阿姨急促地敲门，惊慌失措地哭喊说小弟被闷死了。这件事故要是放在今天阿姨肯定要负很大的过失责任，父母亲虽然万分难过，悲痛欲绝，但最终还是宽厚待人，没有过多地追究这位阿姨。我那时毕竟年纪太小，许多具体的细节已经模糊不清了。

父亲的性格有些急躁。他对母亲平时爱发火，发吼，但对我却分外温和，很少骂我吵我，更没有打过我。在中国教子的传统中，有“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成才”、“棍棒下面出孝子”的这些习俗，可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真是难能可贵。

在我眼中父亲是一位严厉而细心的慈父，他时时处处注意着我的安全，特意用胶布把墙壁上低位置的所有电线插座一一包裹好，以防我无意中发生触电的危险。

有一次我在大门口看见有人卖竹子玩具水枪，便急匆匆地往回跑，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下，父亲连忙扶起我来，马上掏钱买下水枪给我玩耍。每逢小巷子里传来“桂花赤豆汤”，或“豆腐脑”的诱人吆喝声时，父亲总是出去买上一碗给我享用。这些温馨的情节虽然过去了60多年，我依然记忆犹新，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

在那个岁月里，家中的糖果、饼干之类的零食很少，父亲为了鼓励我好好学习买来一些糖球，一旦学得好就奖励我几颗糖球吃。有一次我嘴馋，趁父亲不在时偷偷吃了几粒糖球，然后把弹溜溜的玻璃球包在糖纸里充数。后来父亲要奖励我，正巧拿上了这种玻璃球，我急忙地推说“我不吃”。

过去奖我吃糖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次怎么了？父亲很是奇怪，追问我为什么？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那不是糖。”父亲剥开一吃，玻璃球把他的牙咯了一下，这才发现不对头，我不得不道出实情来。出乎意料的是父亲并没有打我骂我，和母亲同时哈哈笑了起来。父母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对我，使我心里涌过一阵暖流，回想起来至今仍然感受到双亲大人的慈爱。

父亲对我的传统文化教育抓得很紧。还在我四、五岁时，父亲就开始教我朗读唐诗、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相当于现在的“早期教育”，并语重心长地说：“等你长大以后，就会慢慢理解这其中的涵义的。”他还经常深入浅出地讲述《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安徒生童话》中的故事，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有一次我听了父亲讲述《水浒》中李逵的故事，一时雄心大起，便模仿着拿起两只菜刀，当作李逵的两把板斧，悄悄躲在妈妈下班回家的路上。看见妈妈出现后我突然跳了出来，挥着两把菜刀对妈妈大喊道：“李逵在此！”吓得母亲大吃一惊，连连拍拍胸膛，又好气又好笑。

在上小学之前，父亲便提前教我学习汉语拼音字母。当时父亲调入中南文教委员会工作，较早地接触到拼音，知道全国即将推广应用汉语拼音，于是抓紧现学现教，让我比一般的同龄孩子更早地学会了拼音，占有了一定的优势。我扎实的汉语拼音基础就是从那时打下的，现在我电脑打字使用的就是拼音输入法。每当有客人来访时，父亲往往让我现场表演拼音，常博得客人们的赞扬与鼓励，我的学习劲头自然更足了。

由于家中不断发生事故，又实在没有老人能及时前来带伢，父亲看我的接受能力较强，于是不到六岁时就送我上了小学。上学后我并不因为年纪小跟不上进度，而是毫不落后，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总是得到老师的表扬。但由于我的身体不争气，经常闹病，无奈只好休学了一段时间。病休后我又接着读下半学期的课，那时不像现在规定的一学年制，而是兴一学期制，例如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后来我们家从中苏友好协会大楼，搬进合作路灯光球场里，这是解放后建成的武汉市第一家露天灯光球场，人气很旺。我晚上经常在亮如白昼的球场上，观看大人们打排球、篮球的比赛，以及外国朋友和中国队的精彩比赛。大人们见我聪明好学，就让我在旁边帮忙翻记分牌。我把这当成一件光荣的任务，每次都一丝不苟地认真翻牌，获得了大人们的肯定。就这样，一来二去，从小给我以很好的体育薰陶和影响。在没有球赛的时候，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就在场地里玩游戏，捉迷藏，无忧无虑，十分的快乐。

记得那时，男生和女生们根据自己的不同兴趣及偏好，选择多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游戏、玩耍。大家滚铁环，跳房子，打得螺，打撇撇，弹珠子，拍洋画， 跳八关，踢毽子，跳绳子，跳橡皮筋，抓沙包或小石头，斗蛐蛐，向大人要钱去转糖，扯糯米行糖，看娃娃书等。还经常好奇地跑去看看师傅们炸米泡，补伞， 补锅，修鞋，修棕床，弹棉花，配钥匙……当夜幕降临之际，我们大家都跑到外面乘凉，搬竹床，抢位置，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旧时的情景喚起了对儿童岁月生活的追忆，回味无穷。当时虽然物资匮乏，但人与人之间是那样的淳朴，真诚，社会安定，一层楼住了好多家人，出门都不用锁门。真是让人怀念那逝去了多年的岁月。

好像是在1955年的春季，国家刚刚发行第二套新的人民币，一万元改成一元，一千元改成一角，一百元改成一分。我拿着母亲给我的崭新票子，感到格外的新颖和高兴，连忙跑到街上去买过早的，三分钱可以吃饱，五分钱就能吃得非常好。记得十分清楚的是，就在使用新币没有过多久之后，我们家随着父母亲工作的调动，依依不舍地离别了合作路灯光球场。

我们通过汽车轮渡把家具搬过长江，来到了武昌郊区卓刀泉旁边的中南体育学院（现名武汉体育学院）。初来乍到，这里和热闹繁华的汉口闹市相比显得荒凉冷清，猛一下子还不太适应。但没有过多久的时间，我就渐渐感觉到这里贴近大自然，周围的景色好似人间仙境一般。

武汉体院在全国十大体院中环境优美算得上名列前茅的，她位于东湖之滨，依山傍水，湖光山色，风光迷人。西北边是绿荫浓郁的珞珈山，全国闻名的高等学府武汉大学屹立在那里，红墙绿瓦，琉璃闪光。东面是南望山，绿荫山岭之上军用雷达像展翅欲飞的雄鹰，山下是一流的八一子弟小学，欧式风格的校舍，庄重高雅。

美丽的东湖环绕着武汉体院。湖面广阔，湖水清澈见底，水草飘逸，鱼翔其中，渔船在湖面来回穿梭，一派渔歌唱晚的景象。我们家门前是一片翠绿的竹林，花香鸟语，空气清新，即使用当今最苛刻的标准来衡量，也绝对属于一流的环保宜居家园。

白天，我们常常在湖边钓鱼，池塘里捕捞虾子，用铁丝钩捕抓鳝鱼。有时我们还去体院东部的“陵园”，这里有多种多样的树木与竹林，说不出来名字的蝴蝶和野花，我在这儿还品尝过新鲜的樱桃和枇杷的滋味……小伙伴们尽情地玩耍着，个个晒得像非洲小黑人一般。

到了夏夜，明月给东湖洒下一片银辉，荷香袭人，流荧点点，蛙声一片，我们打着手电去抓青蛙，下窝子捉脚鱼。冬季，白雪皑皑，一片银装，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其中的快乐不可言表。东湖之畔，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就像鲁迅的小说《故乡》里，描写他童年和小伙伴在月夜沙滩上玩耍的故事一样。我十分感恩美丽的东湖，它哺育了我，让我享受到童真的美好乐趣。

刚来武昌时我上的是卓刀泉小学。三国时期因关云长在此地卓刀而出泉水，故名“卓刀泉”。围绕着泉井修建了一座关公庙，学校比邻关公庙旁边，墙贴着墙。

夏天下课或放学以后，许多学生就跑到关公庙里来，老和尚对我们格外和气。我们从井中打上水来，清洌可口的泉水，甜丝丝的，比现在的矿泉水要好喝多了，那美妙的滋味至今依稀犹存。

每天早晨父亲赶去食堂买来馒头，我拿着馒头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吃。

从武汉体院到卓刀泉小学要经过一段二里路的荒山野岭，之中还夹有一群群坟墓。小径曲曲弯弯，路边杂草丛生，不时看见有蛇在来回滑串，引起我一阵阵的恐惧，其实从头到尾我并没有被蛇咬过一次。周边的山岭上林木茂密，松柏参天，常常跑出来一些小野兽，比如野兔、山鸡、黄鼠狼等，我们就自制弹弓，射打麻雀，射打小动物。虽然并没有什么辉煌的“战果”，但其中的童趣却留下了珍贵的回忆，这些都是身处闹市中的儿童无法体验得到的。

记得在山坡上的松柏之间，有四、五座用水泥修葺的坟墓，有的盖得像座小宝塔，十分气派，甚至可以称得上豪华。听老和尚介绍说，这些都是抗日救国时期国民党将领的墓地。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猛然听得轰隆一声爆响，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放学后回家的路上再一看，原先森严庄重的坟墓被炸成一片废墟。没过几天，接连又炸了几座，最后那些坟墓全被毁掉，只留下陈家湾附近的黎元洪墓地没有被炸，据说因为他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总统的缘故。如今想起来，这些墓葬如果没有被毁掉的话，也应该算是几处近代的历史文物吧。

后来我转学到广埠屯小学。国家正在进行扩建公路的工程，把我们上学路上经过的一片坟地挖掉，有几处地段到处遗弃着死尸骨骼。我们一起结伴而行的有好几位男生女生，其中一名姓张的男生，他身体粗壮，胆大过人。同学们经过此地时都胆战心惊，唯独张同学不怕。他捡起尸骨来，挥舞着长长的大腿骨，就像花和尚挥舞着一对流星锤，吓坏了随行的女学生们。他还招摇地拿着死人骨头到教室里去给同学们观看，为此受到了老师在全班的点名批评。

有一天我们又路过坟地时，看见一个棺材角边露开了一个黑洞，大家都害怕洞里会钻出一个什么鬼怪来。可张同学毫不在乎，一步走上前伸手就往洞里面掏，不一会儿竟掏出一个骷髅头来，他手上还沾着死尸发绿的臭液。女同学们都尖叫起来，张同学竟然当着大家的面，把脏臭的尸液往自己脸上涂抹，吓得大家一哄而散。

在那个年代里学生们的学习负担不重，是半日制。上午半天上课，下午就在家里做作业，做完了功课就跑出去玩耍，这时可是我们玩乐的大好时光。

在武汉体院的俱乐部里样样活动都有，乒乓球，象棋，围棋，国际象棋，扑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什么都学，什么都感兴趣。对于棋类，我最喜欢的是下围棋，常常和小伙伴们较量，有时还和大人们比试，总是玩得乐而忘归。俗话说“艺多不压身”，多学一门技艺多一条生路，后来就是因为会下围棋和国际象棋，在我从大别山乡调回武汉时，成为我人生道路转折点上的一个助推器，关键时刻起着至关重要的正面作用。

夏天，我抓紧时间在东湖体院游泳池里学习游泳。体院的游泳高手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教师和大学生们都是我的老师。我专门模仿姿势游得好的人，边看边琢磨，心有灵犀一点通，仅仅靠自学就学会了游泳。像蛙泳、自由泳、蝶泳、仰泳、跳水、丢炸弹，什么都玩，什么都会，可谓兴趣广泛。我成年以后曾经五次横渡长江，算得上一生中的小小壮举，都得益于儿童时代打下的游泳基础。

除此之外，我还抽时间练习跳高、跳远之类的运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般人跳高都是采用跨越式，俯卧式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我就专门练习俯卧式跳高。

之所以在大学时代，1966年春季运动会获得了跳高冠军和110米跨栏的亚军，能够被选进乒乓球院队，都是因为从小在体院培养了良好体育素质的缘故。总之，在武汉体院的东田径场、西田径场、东田径棚、西田径棚、乒乓球馆、篮球馆、排球馆、体院游泳池、华中师院游泳池等地，到处都活跃着我和小伙伴们热闹的身影。

武汉体院对面有一座小村庄，名叫六合村，旧社会时人称“美人店”。据说过去曾有一位美女在这里开设了一家面食店，专卖包子、饺子、面条等熟食。解放前没有公交汽车，人们全凭步行，六合村这里属于交通要道，人来人往，从武昌城里赶路过来的行人，都要在这里休息歇脚，吃上一顿，恢复一下体力再走。

六合村里面的几家小商店，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妈妈给了我一点零钱，我就跑来买几颗糖或者饼干、发饼，以解我的嘴馋，也算是童年时期的一个小嗜好吧。父母亲每隔不久就吩咐我来这里买买酱油、米醋、肥皂以及盐之类的日常用品。

每逢天冷风雨的时节，不能游泳或出室外玩耍，我就来到六合村一位老太太家里看小人书。这位老太太六十岁左右，像是一名文化人，她在自己家里开设了一个小人书店。我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光顾这儿阅读小人书，像《西游记》、《岳飞传》、《白雪公主》、《黄继光》、《董存瑞》等，各种各样的小人书强烈地吸引了我。

我像一头小牛闯进菜园子，如饥似渴地吃了起来。在她家中看一本一分钱，要是带回家就要两分钱一本。我去的次数最密，看的书最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重点回头客户。老太太十分和蔼可亲，见我去了还给我倒开水喝。有时我看的书多，一天多至七、八上十本，口袋里没钱了，老太太就说：“没关系，你看吧，明天带钱来就行。”我感觉老太太就像外婆一样的亲切，从她那里学习到不少的知识。

我们家有两间房子，一间大一些的由父母住着，里面摆设有一架风琴。母亲休息时经常弹弹风琴，使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音乐的陶冶，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习弹练风琴，学会了不少的曲子，当然是比较简单的乐曲。另外一间小一点的房子，由才从云梦赶过来的外婆带着我住，我们亲昵地称呼外婆为“婆婆”，亲戚朋友们都是这样喊叫她老人家的。

我的婆婆是一位有文化，有修养，性格温和，十分慈祥的老人。她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大户人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前不久我参观绍兴鲁迅先生故居时，听讲解员介绍说鲁迅的祖母给他讲“猫是老虎的老师”、“水漫金山”等，马上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要知道小时候婆婆就曾对我讲过这两则故事哩。

除此之外，我还常常听见婆婆讲述各种优秀历史人物的故事，例如《薛仁贵征西》、《薛刚反唐》、《杨家将》、《岳母刺字》等，让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空闲时，她老还书写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诗词，贴在院子里，获得了居委会的多次表扬。

婆婆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每天下午两、三点钟都要打坐念佛。晚饭后，忙完了家务活后她老又开始打坐念经，经常是口中念念有词，闭上眼睛，那神态就像庙里的和尚一样。我自恃受了一点无神论的教育，有一次口无遮拦地批评婆婆道：“哪里有什么菩萨呀，那是迷信！”婆婆一听立马慌了神，面色大变，诚惶诚恐地打开西边的窗户，对着西天喃喃乞求道：“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您原谅我的外孙吧，他还小不懂事呀！”接着连连磕头不止。

看着婆婆那么样难过的样子，我突然感到对不起婆婆，内心涌起一阵自责，后悔不该如此伤害她老人家虔诚的心意。自此以后，我再也不反对婆婆信佛了，她爱信什么就由她信什么吧。

婆婆是一名十分孝顺的女性。她多次讲述年轻时她的母亲罹患疾病，正在服中药治疗，需要用“人肉”做药引子熬药。婆婆为了母亲疾病早日痊愈，毅然地将自己左胳膊上的肉割下一块为母亲煎药。按照现代科学观念来看这样做显然没有道理，但在她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下能够如此孝心，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了不起。

她讲起这段往事时，还把袖子挽起来让我看看她胳膊上的那一块疤痕，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神情来，让我深受感动。春秋时期有过介子推“割股奉君”的感人故事，成为中华民族流传千古的美谈，在我们家有可敬的婆婆割肉奉母的样板，实在是值得我们后人景仰和流传。

婆婆为人处世严谨认真，有时竟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有一次父亲给我买了一支新钢笔，我就把旧笔搁在一边。婆婆用恳求的口气对我说：“那只旧笔你卖给我吧，我给你两角钱。”我还小不懂事，竟然收下了钱，把旧笔交给了婆婆，两角钱自己拿去外面买东西吃了。

后来有一天我的新笔没有墨水，找婆婆要那支旧笔写作业，婆婆马上给我用，同时特别叮嘱了一句：“给你用可以，但这笔是我花两角钱从你那儿买来的呀。”

现在想起来，更觉得婆婆是一位多么和善可亲的人呵。她那种一是一，二是二，“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态度与品德，哪怕是自己最亲的晚辈也认真看待的处事原则，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似乎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我心灵的影响却像春雨一样润物无声。

记得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后感到身体不舒服，倒头便睡。婆婆一眼就看出问题来，喃喃自语道：“小毛子有点反常，是不是病了？”她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去厨房熬好了一些稀粥，还挟上一块酸萝卜，让我喝下粥后哄着我睡着了。

半夜时分，我迷迷糊糊感到有人在摸着我的头，看看发不发热？然后，婆婆又小心翼翼地帮我盖好被子，坐在床头旁边守护着……婆婆那轻轻一盖的情景，60多年来让我一直难以忘怀，温暖如初。

母亲在她姊妹中文化程度算是最高的。她的字写得特别出众，圆润秀丽。刚开始，她在小学里又教语文，又教音乐，弹得一手好风琴，还会作诗赋词，在女生中算得上出类拔萃的人。但非常不幸的是，她年轻时被许配给一个男人，生下一位男孩。这男人在抗日战争中追随国民党到四川后一直没有回来，杳无音讯。

后来这男人突然寄来一封信，说他被日本飞机炸断了腿，将不久于人世，让我母亲自己再寻生路。母亲伤心地痛哭流泪，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动乱年代，她实在无力，也无法远赴万水千山之外的四川寻夫，只好把儿子过继给大姨妈，自己只身一人来到汉口寻找工作。大姨妈一直没有生育，收养这个孩子后，就让他跟随大姨爹姓严，起名叫严永浩，也就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

母亲一生处事小心谨慎，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她后来多年从事财会工作，账目都是一丝不苟，清清楚楚的，几十年来无论经过什么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从来没有查出母亲有一点点的经济问题。由于她态度和蔼，脾气温和，是周围出了名的老好人，所以人际关系特别的好。

母亲一向身体不好，患有比较严重的腰痛疾病，找过多家医院的名医，甚至还去过上海医治，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康复。家中许多重活、体力活都是由父亲来承担，母亲只能力所能及地做一些轻微的家务事。但即便这样，她对工作也从来没有一丝懈怠，多年来一直被评为单位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不断地受到上级的表扬。我在小学四年级时曾为母亲写过一段顺口溜：“景钧身体本有病，上起班来不要命，一心只为工作忙，忙来忙去又生病。”虽然写得幼稚可笑，但从中可以看出母亲那种一心为公的精神。

母亲调来中南体育学院时，体院正处在初建阶段。母亲被委派前往北京，联系国家体委、中央财政部，努力争取到了经费拨款，亲手负责建造体院那三栋民族形式的办公大楼、体育场馆的建设工作。直至如今，体育学院的房屋建筑不断拆修，更新换代，可那三栋民族形式的办公大楼、体操馆、排球馆，被作为代表性和标志性的建筑物，60多年来依然屹立在那里，被国家树立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而受到精心保护，不允许对其拆迁与变动。

母亲可算是武汉体育学院建院的元老功臣，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国家体委授予母亲为“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的称号，并颁发了证书与奖章，这是对母亲工作成绩的最好肯定。

在我慢慢懂事以后，父母亲开始给我述讲过去的故事，讲述我们彭家的历史。夏夜，各家都把竹床搬出来乘凉，在溽热的夜空下，父亲一边扇扇子，一边给我回忆家族的一些往事。就这样零零碎碎，日积月累地灌输，老彭家的历史在我幼小心灵里初步留下一个模糊的梗概。直至成年之后，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己主动的询问，父亲详细的补充说明，最终才有了比较成型的了解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