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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卜興蕾老師賜稿

原文載《文與哲》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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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言、舊史與虛構

——王禹偁「擬」作考

文丨卜興蕾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提 要：王禹偁晚年自定《小畜集》，存錄〈擬試內制五題〉兩卷，王氏曾孫編其遺文為《小畜外集》，其中又有「代擬」兩卷。以往認為這四卷「擬」作性質一貫，大抵是宋太宗雍熙年間王禹偁在長洲任上「私試」之文。考察詳曲，所謂「五題」乃是依循唐代舊制而為；〈擬試內制五題〉亦含雍熙之後的作品；《外集》所收「代擬」諸文，雖統歸一類，其體制實有不同：有著眼時事的私擬「王言」，也有依託舊史的「重擬」與「補亡」，還有的「代」「擬」之文在立意上便是虛構，諸作並非一時一地所為。透過這些「貌同心異」的「擬」作，可以覘知王禹偁創作的獨到之處，也可窺見這位文壇「一時作手」的學文歷程，還可藉此了解「擬」作之中可能蘊含的豐富面相。

關鍵詞：王禹偁 王言 唐史 代擬 補亡 虛構

一、引言

宋初文壇，王禹偁（954-1001）以文章「獨步」於當世，時人頗多讚譽，^[1]後世也目之為「一時作手」。^[2]宋太宗雍熙年間，王禹偁知長洲縣，曾與羅處約「相與日賦五題」，史載「蘇、杭間人多傳誦」，以致「上聞其名，召赴中書」，^[3]由此開啟了他「三掌制誥，一入翰林」^[4]的生涯。王禹偁晚年將「平生所為文」「類而第之」，自訂為《小畜集》，^[5]其中卷26、27為〈擬試內制五題〉，每卷四副，凡四十道，應當就是早年私擬的習作。及王禹偁身後，其曾孫王汾蒐集遺文，編為《小畜外集》，^[6]其中卷11、12又有「代擬」一類，收文二十篇。^[7]

在今人研究中，徐規將《外集》所收「代擬」之作大體係於雍熙三年（986）前後，^[8]認為與〈擬試內制五題〉同是王禹偁在長洲任內所撰。^[9]鑒於《外集》中的「代擬」諸文與〈擬試內制五題〉形式相仿，專研宋代文學者如祝尚書、施懿超等，亦認為二者性質一貫，俱為王氏早年「私試」之文。^[10]

就整體而言，〈擬試內制五題〉的確可以說是王禹偁早年與羅處約「日賦五題」的產物，《外集》所收「代擬」諸作也與〈擬試內制五題〉在體制上有一定交集。若考察詳曲，則尚有不少問題需要細究：所謂「五題」到底有何淵源？「私試」的用意究竟何在？《小畜集》乃於王禹偁晚年方才編定，其〈擬試內制五題〉是否一律為長洲任內所作？《外集》為王氏曾孫所編，其中的「代擬」諸文是否完全能與〈擬試內制五題〉等量齊觀？統冠以「代擬」之類的文章，其內部是否毫無分別？茲不揣謭陋，嘗試對王氏文集中的諸多「擬」作再作考索，釐清諸文的寫作動機、手法、意涵，庶幾有助於了解王禹偁創作的獨到之處，及其成為「一時作手」的學文歷程，以及「擬」作之中可能蘊含的豐富面相。^[11]

二、襲舊制擬「王言」

宋太宗雍熙年間，王禹偁曾任蘇州長洲縣令，同年進士羅處約亦在蘇州吳縣為令。[12]當時，二人「同試五題」，王禹偁事後追憶云：

每日私試五題，約以應制，必取兩制官。僕偶塵忝，而思純（羅處約字）齎志以終。^[13]

羅處約「齎志以終」，未能若王氏如願知制誥。王禹偁、蘇易簡蒐集羅處約遺文編為《東觀集》，王序提及是集中有「私試五題」一類，_[14]應與王禹偁集中〈擬試內制五題〉為同類作品，或為在蘇州時的舊作，只可惜未能流傳後世。

由〈擬試內制五題〉知，王禹偁「私試」的「五題」包含賦、詩、制/麻、^[15]詔、批答等體式，其中的制/麻、詔、批答顯然與真正的代擬「王言」步趨一致。王禹偁、羅處約之所以「私試五題」，乃是為求取「兩制官」，而「兩制」主要的職能便是草擬詔令文書，代聖人言。

所謂「兩制」，分「內制」與「外制」，翰林學士知制誥掌「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則掌「外制」，唐代已有，宋初仍之。^[16]「五題」，亦源於唐制。據唐李肇《翰林志》所記，欲遷翰林學士，須先經考試：

（唐德宗）興元元年（784）敕：翰林學士朝服序班，宜准諸司官知制誥例。凡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答共三首，詩一首。^[17]

此時只有四題。白居易於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召試翰林，作制、書、詔、批答、詩，^[18]已為「五題」之制。及至元和十一年（816），張仲素試翰林，^[19]「五題」中已無「詔」一門，而「加賦一首」。^[20]元和之後，昭宗時韓偓入院曾「試文五篇」，分別是賦、詩、制、答蕃書、批答。^[21]可見試題內容縱有調整，但「五題」試士的框架至遲於元和二年白居易入翰林時應已穩固。另據蘇易簡《續翰林志》引後唐長興元年（930）劉昫奏云：

臣伏見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其餘官資皆須先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首，號曰「五題」，所試並是當日內了，便具進呈。^[22]

與韓偓所試基本一致。不過，唐代「外制」不試，「蓋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23]已通過了翰林「五題」考試，故不必再為。

「五題」試士難度不容小覷，劉昫早已發現，此前就有「預出五題」而「暗令宿搆」者，亦有「旋令起草」卻「罕能成功」者。於是建議「須立新規」：此後召試新學士，「權停詩、賦，只試麻制、答蕃書並批答，共三道，仍請內賜題目，兼定字數」。^[24]如此看來，後唐仍須召試翰林學士，但已不試「五題」，只考三道「王言」寫作。

趙宋開國，對內、外制資格考試略有調整。葉夢得在南宋紹興年間撰成的《避暑錄話》中提及：

本朝既重學士之選，率自知制誥遷，故不試；而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靖公沆及宋湜、王化基為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使中書並召試制、诰二首，遂為故事。^[25]

可知北宋因翰林學士「率自知制誥遷」，故「內制」不試，^[26]但知制誥經歷了由「不試」到「試」的轉變。^[27]此處「雍熙初」，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知是雍熙三年（986），^[28]是為宋代中書召試成為定制的確切時間。又據南宋王應麟《詞學指南》總結：

皇朝知制誥（元豐改中書舍人），召試中書而後除，不試號為異禮。所以試題者，觀其敏也。試制、詔三篇，宰相俟納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目方下。制（限二百字以上成。制，限一百五十字以上成，此即誥也。）、詔（限二百字以上成。學士不試，率自知制誥遷。），此科所試文體略同。^[29]

可了解北宋襲後唐舊制試「三題」，而不用唐代「五題」故事。此外，制度雖定，卻有個別例外，便是所謂「不試號為異禮」者，此事即如南宋徐度《卻掃編》所記渡江前「舊制」，曰：「凡掌外制，必試而後命，非有盛名如楊文公、歐陽文忠、蘇端明，未嘗輒免，故世尤以不試為重。」^[30]倘若沒有楊億、歐陽脩、蘇軾那般「盛名」，凡欲「掌外制」者，皆須考察制、誥、詔三篇「王言」，由此形成所謂有宋「故事」。^[31]

王禹偁〈擬試內制五題〉之題已明其作以「內制」為標的，而有宋「故事」唯試外制、試三題，其「內制」「率自知制誥遷」，說明王禹偁與羅處約「私試五題」一事，必是仿照唐代取「內制」的舊制聊作「私試」，王氏〈擬試內制五題〉的練筆之義為多，而非基於宋初制度的針對性寫作。不過，縱然王、羅二人藉舊制「日賦五題」的作法在制度上不合時宜，但此舉無疑練就了「兩制官」必須具備的辭采和敏速，為日後王禹偁真正代擬「王言」奠定了切實的基礎。^[32]

除〈擬試內制五題〉外，《小畜外集》也收有王禹偁的「代擬」之作。今見《外集》卷11、12題為「代擬」，收文二十篇，大多以「擬」命題，偶冠以「代」或「補」，包含制、詔、批答之類「王言」（圖1、2、3）。問題是，這些「王言」之作究竟是王禹偁為知制誥時真正的代擬，還是王氏的私擬？試觀卷12〈擬陳王判開封府制〉題注云：「雍熙三年（986），在長洲。」按雍熙三年，太宗確實以陳王元僖「為開封尹兼侍中」，^[33]但王禹偁身在長洲任上，實無因由代擬此作，故為私擬無疑。持此觀其餘諸篇「王言」，其中雖有與實事勾連緊密者，如〈擬封淮海國王可漢南國王冊文〉的背景為雍熙元年（984）淮海國王錢俶「徙封漢南國王」一事；^[34]但〈擬給補闕拾遺諫紙詔〉、〈擬罷蘇州貢橘詔〉、〈擬除開封縣令可鄭州刺史制〉等文，則難以一一指實，所以不妨視之為王禹偁用於磨煉文筆的「泛擬」。

〈擬試內制五題〉中的私擬「王言」，與《外集》所收部分擬作一脈相承，在五題之中，制/麻、詔、批答等文也大多可稱「泛擬」。如〈雲州節度使加使相麻〉、〈搜訪唐末已來忠臣子孫詔〉、〈授六尚書節度使麻〉、〈誡諸王詔〉、〈節度使起復加雲麾將軍制〉等，皆不具主名，^[35]僅就任命、指示、訓誡作一般性的陳述。也有依託時事、具主名的「實擬」。太平興國八年（983）十二月，淮海國王錢俶「三上表乞解兵馬大元帥」等官，「詔止罷元帥」，^[36]〈允淮海國王乞落大元帥批答〉顯為此事擬作。^[37]另如〈批答處士陳摶乞還舊山表〉、〈批答南詔國王請東封表〉，太宗召見陳摶、請太宗東封二事雖皆可徵，^[38]然陳摶「乞還舊山」與「南詔國王」出面呈請，則是史實中生出的虛筆。^[39]

論者根據〈擬陳王判開封府制〉的題注「雍熙三年（986），在長洲」，判斷《外集》中的這些「代擬」之作，與〈擬試內制五題〉均是雍熙三年前後王禹偁在長洲任內所撰。^[40]此事可商，因為僅根據文章體制的近似，不能遽斷其寫作時間必然一致。如在〈擬試內制五題〉中就有雍熙以後的擬作。前人已經指出：太宗令放「五坊鷹犬」一事發生於端拱元年（988）十月，^[41]王氏〈放五坊鷹犬詔〉或在此時。^[42]按端拱元年王禹偁已入史館，雖在御前，但尚未拜知制誥，^[43]無由代聖人言，而他在長洲時也無法「預知」太宗此舉，率先草擬詔書。又如〈恩賜宰相一子可尚書水部員外郎制〉一篇，應指向史載「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此事亦繫於端拱元年。^[44]由此二例可知，王禹偁「私試五題」固然集中於雍熙年間，但並不限於在長洲任內才有此類擬作。在真正成為知制誥前，王禹偁或許一直私下揣摩「王言」寫作，諸作自非一時一地所為，而最終收入集中的乃是「平生所為文」中甄選的結果。^[45]王氏親定的《小畜集》已如是，成於其曾孫之手的《外集》所錄，則更難一概而論。

值得注意的是，《外集》卷12「代擬」的題下特有「制詞附」三字（圖2），^[46]提示此卷末尾所錄數篇與其他代擬之作的性質有別。考察卷11、12諸作，多以「擬」字冠於題上，唯獨最末兩篇不循此例，直接題為〈授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制〉、〈條制三司不得將可斷公事聞奏敕〉（圖3）。^[47]這是否意謂此二文就是該卷所附「制詞」，亦即區別於眾多「私擬」之作的真正「王言」？

關於這兩篇文章，前賢繫於淳化元年（990），傾向於認為是真制。^[48]畢竟當時王禹偁已拜知制誥，草制確屬其職，但論及〈授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制〉中「忠武軍節度使」之稱，則此說又可商榷。王氏內文明確提及此「忠武軍節度使」即潘美（圖4），結合史實：太平興國八年，潘美「改忠武軍節度」；雍熙三年，「大舉征幽州」，「與戰不利」，楊業戰死，同年八月，潘美「削三資，為檢校太保」；^[49]可知潘美任「忠武軍節度使」當在太平興國八年至雍熙三年八月間。這段時間王禹偁的仕履清晰可查：先舉進士、後任成武主簿、轉任長洲縣令，^[50]尚未拜知制誥。既如此，又如何能為「忠武軍節度使」潘美草擬制詞？可見王氏這篇制詞十分可疑，極有可能仍是私下擬制，而非真制。至於〈條制三司不得將可斷公事聞奏敕〉，難以察考實情，可能亦是「泛擬」。比觀《小畜集》中的〈擬試內制五題〉，當中的制/麻、詔、批答皆未以「擬」字命篇，卻無一不是「擬制」「擬詔」「擬批答」，絕非真正的「王言」。^[51]《外集》中的這兩篇「制詞」原未題以「擬」字，編者或因此望文生義，故特於此卷類目標明「制詞附」以區別於擬制，反倒「弄假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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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靜嘉堂本《小畜外集》卷11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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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圖3：靜嘉堂本《小畜外集》卷12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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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靜嘉堂本《小畜外集》卷12〈授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制〉

三、歷史縫隙中的「擬」與「補」

《外集》卷11以及卷12置於〈擬陳王判開封府制〉前的諸文，顯然是依託古事而非時事（圖1、2），故雖與私擬「王言」諸作統一題為「代擬」，若細究體制，實有不同，可謂「貌同心異」。

這些依託古事的擬作，凡十一篇，其中〈擬留侯與四皓書〉、〈擬封田千秋為富民侯制〉是寫漢朝故事，更多的則以唐代史事為背景，依次為：〈擬侯君集平高昌紀功碑〉、〈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補李揆諫改葬楊妃疏〉、〈擬長孫無忌讓代襲刺史表〉、〈擬裴寂禱華山文〉、〈擬追封建成元吉為息王巢王制〉、^[52]〈擬拜屈突通為兵部尚書制〉、〈擬貶蕭瑀出家詔〉。有關這八篇作品所涉人、事，今人不難在《舊唐書》中找到線索。

王禹偁如此集中地擷取史事、託古撰作，應與其閱讀經驗相關。在宋初，王禹偁讀到《史記》、《漢書》絕非難事，其〈讀《史記》列傳〉、〈讀〈漢文紀〉〉^[53]等作即可為證，且所獻〈御戎十策〉每引漢事類比，^[54]非熟精漢史者不能為，但能否得見《舊唐書》（原稱《唐書》）則需略作討論。

在王禹偁出生（後周世宗顯德元年，954）前，^[55]《舊唐書》業已編成（後晉少帝開運二年，945）。不過該書編成後久未刊刻，^[56]一般人想要讀到並非易事。端拱元年（988），王禹偁直史館，遂有頗多機會閱覽《唐書》。尤其是王氏入館不久，即獻〈端拱箴〉，其〈進〈端拱箴〉表〉自述寫作緣由，曰：「嘗讀唐史，見貞觀中張蘊古上〈大寶箴〉」，遂「繼其美」而撰此箴。^[57]今見《舊唐書·文苑傳·張蘊古傳》全載〈大寶箴〉，^[58]正與王禹偁所見相合。此外，《小畜集》中〈朋黨論〉、〈李君羨傳論〉等文，^[59]亦是王禹偁讀「唐史」有感而發。〈朋黨論〉引唐文宗言「破河北賊甚易，破此朋黨甚難」，與今見《舊唐書·李宗閔傳》所謂「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60]幾無二致；〈李君羨傳論〉與《舊唐書·李君羨傳》^[61]的敘事亦略可合榫，差異僅在措辭。非惟如此，王禹偁在論李君羨時，以侯君集對比，侯、李二人傳記在《舊唐書》屬同卷；且王氏引唐太宗「往者國家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致之於法」云云，亦見於《舊唐書·侯君集傳》。^[62]由此推知，王禹偁所讀「唐史」，極有可能正是《舊唐書》。《外集》所收擬唐文書，雖不必然作于王氏直史館之時，但應在入館得覽《唐書》之後方能成文。茲以《舊唐書》為對照，細繹這一系列作品的別異之處。

王禹偁據以擬作的種種唐代史事，有的迄今仍能見到關於其人其事的「元文書」。貞觀十一年（637），唐太宗詔令「諸功臣世襲刺史」，而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受封功臣上表婉謝，詔令、讓表皆載於《舊唐書·長孫無忌傳》。^[63]又如《舊唐書·蕭瑀傳》記其人「請出家」，尋奏「不能出家」，致使唐太宗特以「手詔」貶責之，此份「手詔」亦載傳中。^[64]王禹偁〈擬長孫無忌讓代襲刺史表〉、〈擬貶蕭瑀出家詔〉，可謂是對長孫無忌讓表、唐太宗手詔的「重擬」。不過，既然原表、原詔尚存於世，且辭、意俱全，無須藉助後人之手使之再現，那麼王禹偁的「重擬」究竟有何用意？

歷史上真實的長孫無忌讓表，分別從古代定制、臣子才能、孩童嗣職、現實施政四個方面，自陳「世襲刺史」之「不可」。王禹偁的擬表在內容上，主要著重論述臣子自身如何不堪重任；文辭上，則在整飭的四六中穿插若干散句，令表文呈現出新的面貌。史載唐太宗手詔，大抵包含申述君臣之道、揭露佛教虛妄、斥責蕭瑀反覆三項要義。王禹偁擬詔與原文蘊意差別不大，顯著的區別在於文章體式，即加入了「具官」「於戲」等明顯的格式標識，化「手詔」為經過專業詞臣潤色整齊的「正式詔書」。由此可見，王禹偁的擬表、擬詔，當在「元文書」基礎上通過改變措辭或格式寫就，勞事「重擬」是為了鍛煉文筆。

在擬作中，王禹偁的練筆之意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壓過歷史真實。按照《舊唐書》記載，唐太宗即位後，曾追封李建成、李元吉為息王、海陵郡王，及貞觀十六年（642），李元吉又被改封為巢王。^[65]王禹偁當據此而作〈擬追封建成元吉為息王巢王制〉。然則追封建成為息王、元吉為巢王並非同時之事，理應各有制文。《唐大詔令集》卷39〈諸王·追贈〉尚存〈故海陵刺王元吉追封巢王制〉，^[66]即為明證。王禹偁將時間相隔十餘載的兩次追封合寫為一篇制文，想來應是出於練筆的目的而對同類史料捏合處理。

除據已有之作「重擬」的文章外，王禹偁擬唐文書中亦有「補亡」之文。所謂「補亡」，按字面理解乃是因前代文獻或本來無辭，或於流傳中殘缺，後人援筆補足，然從文學角度言之，特指基於文獻闕失而進行補撰的創作手法，最為典型者即西晉束皙針對《詩經》中「有目無辭」的六詩撰寫的〈補亡詩〉。嗣後蕭統《文選》特張此目，置「補亡」於「詩」類之首，^[67]可見此類創作於文學世界自有傳統，而不必拘於史家繩尺。

在《外集》所收王禹偁「代擬」諸文中，從題目看，〈補李揆諫改葬楊妃疏〉便異於其他幾篇以「擬」命題者，實即為「補亡」之作。據《舊唐書·楊貴妃傳》，唐玄宗「自蜀還」，「詔令改葬」楊貴妃，李揆諫曰：

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將士疑懼，葬禮未可行。^[68]

通常而言，臣子諫言不會僅有如此寥寥數語，何況玄宗既以詔令宣佈改葬楊妃，李揆自當也以規範的奏疏議事，方才合乎基本禮儀。推想此中詳情，應是李揆原有奏疏，史書僅僅節錄要義。王禹偁讀此節文，感其缺略，遂補足其疏，以「補」命篇。就史文看，李揆之所以不同意「改葬故妃」，主要是擔心引起「將士疑懼」，這是以改葬的結果來考量。王禹偁補疏則從原因發論，歷數楊妃罪狀，直斥為「妖姬」「亂國之婦人」，甚至認為「暴貴妃之屍」才合乎「宗廟之禮」，文辭極為激憤。如此看來，王禹偁所「補」不僅是補足舊文、再現史事，亦包含補作者對歷史的認知與評判。

〈擬裴寂禱華山文〉雖題為「擬」，手法卻與〈補李揆諫改葬楊妃疏〉相近，亦有補足之意。《舊唐書·裴寂傳》記其「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途經華嶽廟，曾「祭而祝」，傳中尚存數句祝詞：

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69]

顯然亦有刪節。王禹偁所擬禱文正是對這一段落逐字逐句的展開：先以讚頌華山神明起筆，所以「國得而祭之，人得而禱斯」，「苦命薄而數奇」者於是「敷壯志、謁嚴祠」，愈是「窮困之至此」便愈發渴求「富貴之可知」。不同的是，舊辭止於「吉夢」，王禹偁卻進一步設想「若位極人臣」如何，若是「命本窮貧窶，材非輔相」又如何，所示「窮」「達」二途，已不單是王禹偁「代」裴寂發願，更多的應為王氏憑藉一己之志來「補」足前人的未發之意。

據實而言，〈補李揆諫改葬楊妃疏〉、〈擬裴寂禱華山文〉本來也有完整的「元文書」，但因文獻難徵，王禹偁或許已和今人一樣，唯能從史籍中讀到隻言片語。因此，相較於原文具在的「重擬」之作，此種以殘存的部分文辭為基礎，擴展、增益、充實而成的作品，便格外具備「補亡」的意義，也需要作者充分調動自身的情感、知識與想象方能「補」成其文。

在王禹偁這幾篇擬唐文書中，還有今已完全不見「元文書」者。如〈擬侯君集平高昌紀功碑〉，史文雖然詳細記載了侯君集征伐高昌的始末，但寫至「刻石紀功而還」即止，並未載錄所謂刻石的紀功文字。前代將領出征邊塞、平亂之後，常將其功績刻於石上，樹立於當地，班固為竇憲作〈封燕然山銘〉即一顯例。此銘不僅於《後漢書》、《文選》等傳世文獻昭然可見，^[70]今蒙古國境內發現了摩崖石刻，石上所刻已被確認為班固銘文。^[71]唐代初年，侯君集平高昌後亦「刻石紀功」，然則紀侯君集之功的文字不但傳世文獻失載，彼時鐫刻文字的石碑也尚未現身。不妨設想，這塊銘刻侯君集戰功的石碑，就像燕然刻石那樣，一直樹立在歷史現場，只是王禹偁無緣親見此碑。即使如此，王禹偁對將領紀功刻石的傳統並不陌生，故其所擬碑文長序的末尾用到兩個典故，其一即燕然刻石（「爛燕然於絕塞」），另一個則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於交阯之事^[72]（「摧銅柱於炎荒」）。以成例度之，侯君集平定高昌，亦應有碑銘記其功勛。較之前論擬唐諸文，王禹偁擬為「侯君集平高昌紀功碑」，雖同樣依託史事，但並無「元文書」或斷簡殘編作參照，故其所擬碑文可以說是完全意義上的「補亡」之作。

無獨有偶，唐高祖拜屈突通為兵部尚書、李靖破頡利可汗之事，彼時同樣應有用以冊封或報捷的正式文書，但其書或未被載入史籍、或在流傳中散佚，致使包括王禹偁在內的後人不見其文。從這一角度審視，〈擬拜屈突通爲兵部尚書制〉、〈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名雖為「擬」，實亦為「補」。

面對這些缺失「元文書」的題目，王禹偁又會直接擷取史料作為其補撰的文字素材。〈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以李靖的口吻，「自述」破虜經過：

臣與副將張某等知其（頡利）猶豫，恐恣倡狂，遂乘無備之時，爰作襲人之計。齎二旬之路食，擁一萬之精兵，火炎而立見燎毛，雷疾而寧容掩耳。斬俘馘于萬級，虜羊馬於千群，頡利生擒，義城斷首。

儼然脫胎自《舊唐書·李靖傳》：

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靖揣知其意，謂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73]

〈擬侯君集平高昌紀功碑〉序文描述高昌與大唐間的地理狀況：

高昌國去中夏七千里，路多沙磧之艱，地無草木之利。夏風吹人，如燎如焚，冬風切骨，飛冰飛雪。嘗行百人，至者一二而已。

更是直接挪用《舊唐書·侯君集傳》所錄高昌王麹文泰的原話：

唐國去此七千里，沙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74]

凡此可見，「補亡」之作亦非想當然而成。補作者必須設法穿越歷史時空，重新寫出曾經存在、現已無法得見之文，而後人主要依靠史料來認知歷史，是故不得不運用史料來填補史書缺略的文字。

鑒於史料的多少、有無不同，「補亡」與「重擬」自有難易之分，但練筆的目的應是一貫。某種程度上，「補亡」不僅是對文辭的鍛煉，也是對情理的演練。正因此，王禹偁著意選取前史中的「非常之事」為「補亡」對象，唐高祖封屈突通即一典型。屈突通原為隋代舊臣，高祖曾「遣其家僮召之」，屈突通「遽命斬之」，及「京師平」，在部下叛變、其子來谕情形下，仍不肯降，後被擒至長安，高祖謂之「隋室忠臣」，遂「釋之，授兵部尚書」。^[75]屈突通從堅守不降到被釋授官，此間情勢的陡然逆轉，不免令人好奇。〈擬拜屈突通爲兵部尚書制〉如此解釋：

朕方行懋賞，貴在得人。孰云亡國之大夫？乃為徇義之君子，宜加好爵，用勸為臣。

意謂「義」作為至高的道德準則，足以超過世俗政權的對立。天命所歸之「真主」，適可對「忠」的內涵作出最終判斷，是故王禹偁擬制首標此意，有云：「非英賢不能輔真主；非昏亂不能見忠臣。」並援引「箕子」「淮陰」故事，表示：屈突通已在「昏亂」中保持節義不虧，足見「忠臣」本色，正宜成為輔佐唐高祖這位當世「真主」的「英賢」。「非常之事」經王禹偁的縱橫之筆頓時豁然，由此亦可窺知此番「補亡」在演練情理上的獨特用意。

王禹偁曾直史館，「職當史筆」，^[76]有機會「讀天下之書」，^[77]是以讀史不時成為他撰作的契機。淳化年間，王禹偁貶謫商州，所作〈懷賢詩〉便是追憶「直東觀時，閱《五代史》」，企慕「近朝名賢立功立事者」的產物。^[78]數年之後，王禹偁出守黃州，再因閱讀《五代史》而作《五代史闕文》，其自序云：

臣讀《五代史》總三百六十卷^[79]，記五十三年行事，其書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跡傳於人口而不載史筆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簡牘漏略，不有紀述，漸成泯滅，善惡鑒誡，豈不廢乎！因補一十七篇，集為一卷，皆聞於耆老者也。孔子曰：「吾述而不作。」又曰：「我猶及史之闕文。」此其義也。^[80]

王氏所補十七篇，乃是五代君臣的紀傳，可知所謂「闕文」專指紀傳。與之相比，擬唐文書中的「補亡」之作，同樣著眼於「或史氏避嫌，或簡牘漏略」的「不載史筆者」，不同在於，所補撰者唯矚目於前代文書。補寫紀傳與補撰文書，可視為王氏「補史」的兩種途徑：二者皆由「史之闕文」觸發，不過一者歸於「史」，一者歸於「文」，前者可謂「述」，後者已然變成「作」。

王禹偁既是史官，也是詞臣。他筆下的擬唐諸作，涵蓋了文書寫作中常用的制、詔、疏、表、露布、碑文各式文體，縱是「虛擬」，卻與詞臣的真實寫作同出一轍。這位身在宋初的「知制誥」，為唐代君主代擬制詔，為前朝名臣補撰文書，時代固有錯位，身份卻相貼合，實屬難能。不過由於時代懸隔，未免在細節上露出後來人的破綻。如述說裴寂心願有「圖畫凌煙之上」云云，代擬長孫無忌讓表亦語及「圖畫凌煙」，實際上，圖畫二十四臣於凌煙閣一事，發生在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81]無論裴寂祝禱之時還是長孫無忌上表之日，都絕無可能「預知」此事。然而自另一角度言之，也正因為時移勢遷，後人為前人代筆時，不必有所隱諱，似乎更能施展文翰才能，如言辭激烈地反對改葬楊妃，巨細靡遺地呈現裴寂內心，極力鋪陳李靖、侯君集的戰功，俱是顯例。可見，作為撰作誘因的「史之闕文」一方面限制了後來人的寫作，另一方面又為補作者打開了別樣的創作空間。

四、虛構的代擬

《外集》所收依託古事諸作，除去擬唐之文，還有〈代伯益上夏啟書〉、〈擬留侯與四皓書〉、〈擬封田千秋為富民侯制〉三篇。《漢書·車千秋傳》記載，田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82]「封富民侯」時應有制詞，然史闕其文，可知王氏為田千秋擬制與擬唐文書相近，是直接從史文中衍生的「補亡」之作。伯益、夏啟、留侯、四皓亦實有其人，但伯益上書夏啟、張良致書四皓卻未見其事，故二文雖置於《外集》卷11之首，卻又與其餘歸為「代擬」一類的文章體制殊異，在此不得不宕開一筆，特加辨析。

據《史記·夏本紀》，禹本「以天下授益」，但「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由於「益之佐禹日淺」，「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83]夏政權在益與啟之間究竟如何遞嬗，先秦文獻記載大有分歧，^[84]而司馬遷此番「和平過渡」的說法脫胎於《孟子》。^[85]在〈代伯益上夏啟書〉中，伯益以「老臣」自居，自道禹「以老臣為賢，以天下授」，自知「德薄力寡，不足當之」，自認「天意人事，盡歸于」啟。王禹偁扮演的伯益，顯然繼承了《孟子》、《史記》打造的「辭讓」面孔。不過，既然「身臨大寶，手握神器」的夏啟已經盡得「天意人事」，伯益又豈會自不量力上書進言？

張良招四皓之事也頗受懷疑，^[86]但致書四皓的情節確曾在《史記》、《漢書》中出現。彼時漢高祖欲易太子劉盈，呂澤向張良問計，張良建議：「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因此「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最終高祖「竟不易太子」。^[87]可見，太子致書四皓本就是張良計策的一環，致書四皓者實非留侯也。

現實中失勢的伯益本不可能向夏啟上書，史書裡也未曾留下張良致書四皓的線索，以致金人王若虛論及「代古人為文者」，便以王禹偁這兩篇代擬之文為「反面」案例：

代古人為文者，必彼有不到之意，而吾為發之，且得其體制乃可。如柳子〈天對〉、蘇氏〈侯公說項羽〉之類，蓋二幾矣。^[88]王元之〈擬伯益上夏啟〉、〈子房招四皓〉等書，既無佳意，而語尤卑俗，只是己作，其徒勞亦甚，而選文者或錄之，^[89]又何其無識也。^[90]

在王若虛看來，柳宗元〈天對〉與蘇軾〈代侯公說項羽辭〉才庶可算作「正面」典型：前者是基於「有問須有答」的思維慣性，對屈原〈天問〉作出回應；^[91]後者念及楚漢時侯公成功說服項羽釋放劉太公一事，《史記》、《漢書》雖記其事，但「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92]此二文皆有所以撰作的文獻依據，正可恰如其分地道出古人「不到之意」，且文章體制已被文獻預設，自然能得體而作，因而與古人所思所想「雖不中，亦不遠矣」。持此比較王禹偁兩篇「代」「擬」之作，姑且不論文辭優劣，在立意上便有異趣，即「只是己作」，未能上達古人，與前代文獻形成貫通的意脈，或蒙「徒勞」之譏。也因此，這兩篇「代」「擬」之作，與王禹偁根基唐史或「重擬」或「補亡」的文書有所區別，是從立意即開始虛構，可以說自成一格。

王禹偁另有奇文〈錄海人書〉，聲稱由「秦末」的「海島夷人」所獻，其〈後序〉補述此〈書〉來歷：

此〈書〉獻時，蓋秦已亂，而不得上達，故《史記》闕焉。余因收而錄之，以示於後。[^93]

明眼人不難識破：此〈書〉的實際作者正是王禹偁本人，「海島夷人」乃是作者偽託。遍檢《史記》，其實根本無法找到此〈書〉所以補「闕」的依據，因此，不但此〈書〉是王禹偁冒「海島夷人」之名而為，所謂「《史記》闕焉」「收而錄之」也都是作者故作狡獪而已。儘管「海島夷人」並非實有其人，但對王禹偁而言，此人與伯益、張良之類無別，皆不過是他的優孟衣冠。

〈錄海人書〉收入《小畜集》「雜文」一類，《外集》亦存「雜文」，^[94]其中不乏偽託之作。如〈拾簡牘遺事〉一文，記述鄭國饑荒，子產「入宋乞糴」不得，聽從「農夫」所告之計，遂使「鄭國饑而不困」的始末。所謂「拾遺」乃子虛烏有，其文形態雖仿《左傳》，但其實質則近於「小說家言」，與〈錄海人書〉類同。此種作品往往有特定寄寓，並非無故苟作。〈拾簡牘遺事〉由「農夫」之口，道出解決饑荒的途徑是「唯儉者能存之」；〈錄海人書〉則通過「海島夷人」的奇幻經歷，再現陶淵明〈桃花源記〉^[95]式的社會理想，實有諷諫之意。

〈代伯益上夏啟書〉明謂「伸一言以為裨益」，同樣是借古人之口諫言。非惟如此，其觀點的淵源隱然可見。如謂：「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實見於《呂氏春秋》卷1〈貴公篇〉^[96]或《六韜》，^[97]西漢谷永的上奏則令此語廣為流傳。^[98]此後進一步闡述治理「天下之天下」在於「得道」與否，而是否「得道」又繫於「民」，有謂：「理之得其道則民輔之，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同其天下乎」，則分明帶有《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99]及《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100]的印跡。此番說辭及其背後的思想，確非歷史上的伯益所能言，而正是王禹偁所欲言。縱然文中的觀點並非王禹偁獨有，但以「代古人為文」的形式諷諫，尤可見出作者的心裁。

王禹偁「只是己作」的「代擬」之文，很容易使人聯想及古小說所存古人往還書箋。今輯本殷芸《小說》，載有與王禹偁之作「同題」的張子房〈與四皓書〉以及四皓〈答書〉，還有漢高祖〈手敕太子〉，晉元帝、明帝啟答書，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往還書，曹操與楊彪往還書，曹公卞夫人與楊彪夫人袁氏往還書等若干「歷史文獻」。^[101]殷芸《小說》所載張子房與四皓往還書，標明出自《張良書》，^[102]梅鼎祚斷言「事、辭俱偽」，^[103]認為不僅文辭不可信，連張良與四皓往來書信之事也純屬烏有。誠然，《小說》中這類文書的可信程度，與史籍所載文書本不可同日而語；若非如此，這些材料應當為梁武帝《通史》所登載，又豈會被殷芸編入《小說》這一「《通史》之外乘」^[104]之中？可見在梁代人眼中，此類文書的成分，終究是虛構多於真實。王禹偁所作〈擬留侯與四皓書〉，內文雖與殷芸《小說》所載者相異，但同樣是後人代擬之作，^[105]同樣「事、辭俱偽」，可以說二者不僅同題，更可說是同質，同屬「野語」之流，只不過前一代擬者已然完全隱身在「張良」之後，而王禹偁未將自己的名字隱去。

問題是王禹偁為何偏要選擇此種曲折的表達方式？某種程度上，代擬或偽託更適於呈現幽微的心境。

淳化二年（991）九月，王禹偁貶為商州團練副使，^[106]相傳四皓當初避秦之亂便隱居此地。因此，謫居商州的王禹偁圍繞「四皓」創作了一系列作品：〈四皓廟碑〉、〈四皓廟二首〉、〈問四皓〉、〈別四皓廟〉。^[107]由此推之，〈擬留侯與四皓書〉應是在此現實觸動下寫成。〈擬留侯與四皓書〉旨在招四皓出山為漢效力，除說服四皓的文辭外，尚有一段張良「自述」：

良與帝同起于草莽間，始五六年，經七十戰，出奇畫策，未嘗有一事見違，唯於此時，言不獲用。良掉三寸之舌，為帝者之師；封萬戶侯，乃布衣之極。敢於此際愛死不諫乎？蓋恐死而不益於國事矣。^[108]

王禹偁擬作此書正於貶謫之際，即使身處「言不獲用」無法上諫之時，仍舊希冀為「國事」盡力，這不正是曾為「諫官」的王禹偁真實的心聲？此番代擬距離歷史事實已遠，然則得益於「小說家言」的創作語境，反倒距離作者的內心更近。

無獨有偶，與王禹偁同時代的柳開曾作〈代王昭君謝漢帝疏〉。讀此文易知，柳開扮演的王昭君，深識和親「乃國家深思遠慮，簡勞省費之大計」，自覺「大臣之事、一旦之功」繫於一己之身，是以非但「無怨憤」，更須「謝陛下」。^[109]結合柳開身處的現實背景，此文正猶論者所言，是故作反語、借古諷今，^[110]意即並非柳氏代王昭君發表內心所想，乃作者本身有感時政，於是思緒接通近千載前的人事，借題設辭。據《史記·滑稽列傳》載，楚相孫叔敖病故，孫叔敖子往見樂人優孟，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扺掌談語」，久之，「像孫叔敖」，以致「楚王及左右不能別」，竟「以為孫叔敖復生」。^[111]柳開代王昭君上疏，王禹偁代伯益、張良擬書等作，適可揭示「優孟衣冠」的真諦：後人繼承古人「衣冠」，摹擬其聲口，有如其人「復生」那般，言前人所未言，然而無論後人如何竭力趨近古人，古人之面目實難由此復現，不過後人一己之志卻往往藉此表露。

五、結論

以上對《小畜集》《外集》所存王禹偁「擬」作的考論，基本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觀點：

首先，王禹偁夙以「兩制官」為仕宦目標，在雍熙年間任長洲縣令時，他曾與羅處約一同「私試五題」，然試「五題」乃唐代舊制，非有宋所用。王禹偁自訂的《小畜集》中有〈擬試內制五題〉，即是「私試五題」的產物，但所選文章實不限於雍熙年間在長洲撰作。

其次，《小畜外集》卷11、12所收「代擬」諸文，實分為擬時事、擬古事二種：擬時事者與〈擬試內制五題〉同條共貫；擬古事則多以唐史為依託。王禹偁所以對唐代文書「重擬」「補亡」甚多，或與當時王氏直史館，得見《唐書》有關。

再次，王禹偁的「擬」作不僅錘煉詞章文筆，亦包含諷喻與寄託。在某些代古人所為文書中，王禹偁以近乎「小說家言」的筆法，發一己之議論，貌雖為「擬」，實是寓言，從立意便開始虛構。

綜之，王禹偁的「擬」作，是其文翰生涯不可或缺的部分。當我們以動態的眼光縱覽王禹偁的一生：無論是沉潛長洲時的勤奮自礪，還是史館讀書後的往復琢磨，抑或遭貶後故作「優孟衣冠」，以「代擬」為諫書，這些形態各異的「擬」作實則一直伴隨作者輾轉沉浮。

有鑒於「擬」作的筆法虛實相生，在研討此類作品時，存在固有的闡釋困境，即如劉知幾言：「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112]王禹偁的「擬」作亦莫能外。為求突破此間困境，學者考察前人「擬」作之時，自當不唯辨「貌」之同異，更應究其「心」中幽曲，在文獻考察、文本考釋的層面之下益加深掘，「擬」作蘊含的豐富面相才有可能次第呈現。

本文承蒙數位匿名評審專家賜教，獲益良多，在此謹致謝忱。

注 释

[1] 〔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2，頁33，記宋太宗語：「當今文章，惟王禹偁獨步耳。」司馬光〈王內翰贈商雒龐主簿詩後序〉亦稱：「王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蘇軾〈王元之畫像贊並敘〉又云：「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參見徐規：《王禹偁事蹟著作編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為免繁瑣，以下簡作《編年》），頁212。

[2]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152，頁1307。

[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29，頁646。

[4] 〔宋〕王禹偁：〈答鄭褒書〉，《小畜集》（《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1937年），卷18。按：此《四部叢刊》本為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配呂無黨鈔本，乃通行善本，本文所引《小畜集》以此本為據。《小畜集》版本狀況，參見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25-33。

[5] 〔宋〕王禹偁：〈小畜集序〉，《小畜集》，卷首。

[6] 〔宋〕蘇頌：〈小畜外集序〉，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卷1337，頁348。

[7] 陸心源舊藏宋刊《王黃州小畜外集》殘本，後歸日本靜嘉堂。國內所見《小畜外集》唯有鈔本，皆由殘宋本出。本文所引《小畜外集》，以靜嘉堂本為據，並參考《四部叢刊》影殘宋鈔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1937年）。《外集》版本情況，參見《編年》，頁203-204；《宋人別集敘錄》，頁33-35；河田羆撰、杜澤遜等點校：《靜嘉堂秘笈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卷10，頁334-335。

[8] 唯《外集》卷12最末兩篇繫於淳化元年（990），討論詳後，《編年》，頁63、99。

[9] 《編年》，頁63、71。

[10] 祝尚書：〈論宋季的擬人制詔〉，《宋代文學探討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頁149。施懿超：〈上承元、白，宋調初創——王禹偁四六文研究〉，周裕鍇編：《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頁196。

[11] 按：目前所見王禹偁文研究以陳為兵《王禹偁散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為最新。該書將詩、賦之外者皆歸為「散文」（非散行之散），分體論述了王禹偁的碑、序、表、書、記、論以及雜文等文章，並未專門探討王氏眾多「擬」作，而是將「擬」作重新進行文體分類，猶如真實作品一般討論。由此亦可見，在文體學、文章學通行的分體研究中，常常試圖將「擬」作這類虛實相生的「衍生」作品納入現有的研究框架，因而導致這類作品的文體、文獻特性難以彰顯，此尤當為學界注意。

[12] 〈東觀集序〉，《小畜集》，卷19。參見《編年》，頁52-53。

[13] 〈哭羅三〉自注，《小畜外集》，卷7。

[14] 〈東觀集序〉，《小畜集》，卷19。

[15] 麻，即麻制。唐代用麻紙草擬制詞，分白麻、黃麻，宋代沿用此種說法。參見楊果：〈宋代「兩制」概說〉，《秘書之友》1989年第4期，頁34。

[16] 參見楊芹：《宋代制誥文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86-90。

[17] 〔唐〕李肇：《翰林志》，傅璇琮、施純德編：《翰學三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4。

[18] 即白居易集所收〈奉敕試制書詔批答詩等五首〉，其中「書」實為「敕書」，與制、詔、批答同屬代擬「王言」。〔唐〕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10，頁452。

[19] 傅璇琮：《唐翰林學士傳論》（瀋陽：遼海出版社，2005年），頁506。

[20] 《翰林志》，頁4。

[21] 《唐翰林學士傳論》，頁440。

[22] 〔宋〕蘇易簡：《續翰林志》，傅璇琮、施純德編：《翰學三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58-59。

[23]〔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全宋筆記》，第2編，第1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301。

[24] 《續翰林志》，頁59。

[25] 《避暑錄話》，卷下，頁301。按：葉夢得《石林燕語》，卷6：「國初，知制誥必召試而後除，唐故事也。」與《避暑錄話》及諸多史料齟齬。蓋《石林燕語》成書較早，所見或恐未周，立論不如《避暑錄話》審慎。《石林燕語》亦收入《全宋筆記》，第2編，第10冊，頁88。

[26] 楊果論及宋代翰林學士的選拔標準，其中一條為「先外制而後內制」，詳氏著：《中國翰林制度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63-66。

[27] 以所見史實言之，宋初中書召試的制度較為靈活。有試而後取者，如〔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265，〈賈黃中傳〉，頁9161，記載太平興國五年（980），賈黃中「召試中書」，遂拜知制誥，但召試的方法卻無記載。又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7，頁623：「（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詞臣，必咨訪宰相，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雖有相應考察，但未形成制度。

[28]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7，頁623。

[29] 〔宋〕王應麟：《詞學指南》，卷2，氏撰、張驍飛點校：《四明文獻集：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407-408。

[30] 〔宋〕徐度：《卻掃編》，卷中，傅成、尚成點校：《賓退錄·卻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28。

[31]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1，頁863。亦見〔清〕徐松輯、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職官六·知制誥〉，頁3198。

[32] 需要指明的是，王禹偁在端拱二年（989），應制作歌見賞，拜知制誥，未經中書召試；至道元年（995），自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據《編年》，頁87、141。

[33] 分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卷27，頁555、624。

[34] 《宋史》，卷4，〈太宗本紀〉，頁73；亦見卷480，〈吳越錢氏世家〉，頁13905。

[35] 謝思煒在研究白居易擬制時，曾指出唐人擬制有具主名与不具主名兩類，參見謝思煒：〈《白氏文集》的傳佈及「淆亂」問題辨析〉，《白居易集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26。

[36]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頁560。

[37] 黃啟方將〈允淮海國王乞落大元帥批答〉繫於太平興國八年，又將〈擬封淮海國王可漢南國王冊文〉繫於雍熙元年，詳見〈王禹偁年譜與作品繫年〉，《王禹偁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頁91、92。按：此乃根據文本內部時間判斷，但文本內部時間並不必然等於寫作時間，「擬」作也有可能追述前事。

[38] 雍熙元年，太宗召陳摶入見；同年，泰山父老及群臣請太宗東封，雍熙四年，田锡又上書請東封泰山。此二事分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5，卷22、28，頁588，頁495、639。

[39] 蒙匿名評審賜教：南詔在宋時稱大理國，並未臣屬北宋，來往並不密切。據《宋史》，卷488，〈外國四·大理〉，頁14072：「（神宗）熙寧九年，遣使貢金裝碧玕山、氊罽、刀劍、犀皮甲鞍轡。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鴻臚。」其後徽宗朝曾一度來貢，但不久復絕於中國。由此更可說明〈批答南詔國王請東封表〉虛擬的一面。

[40] 《編年》，頁63、71。

[41]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9，頁657。此事真行之詔〈罷畋遊放五坊鷹犬禁諸州不得獻鷹犬詔〉至今可見，司義祖整理：《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145，〈典禮三十·弋獵〉，頁532。

[42]〈王禹偁年譜與作品繫年〉，《王禹偁研究》，頁107；《編年》，頁71。

[43]《編年》，頁73。

[44]《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9，頁653。

[45] 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7，已留意到王禹偁晚年自編《小畜集》時，對早期與羅處約、馮伉等的唱和之作「收錄很少」。可以佐證《小畜集》的編纂經過一定程度的篩選。

[46] 《四部叢刊》本與靜嘉堂本同。

[47] 按：〈授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制〉，於靜嘉堂本《外集》卷12目錄題為〈擬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制〉，但題目後又加一「授」字。《四部叢刊》本有類似改動痕跡，卷12目錄原題作「擬」，後改為「授」。

[48] 《編年》，页99。

[49] 洪業、聶崇岐等編纂：《琬琰集刪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3，〈潘武惠公美傳〉，頁332-333。至今仍可見雍熙三年八月〈責潘美制〉，《宋大詔令集》，卷94，〈將帥貶責〉，頁346。

[50] 《編年》，頁46、47、59。

[51] 按：蘇頌〈小畜外集序〉及《宋史·王禹偁傳》（頁9800）言及王氏有「《承明集》十卷」，另據《宋史·藝文志》著錄（頁5354、5360），此外還有「《制誥集》十二卷」。二書均已亡佚，但由書名可知，所錄應是王禹偁真正代擬的「王言」。

[52] 徐規〈《全宋文·王禹偁文》補正〉：「此處標題誤倒『息王巢王』為『巢王息王』。」據改。《編年》，頁233。

[53] 《小畜集》，卷8、卷3。

[54] 〈上太保侍中書〉，《小畜集》，卷18。

[55] 《編年》，页74。

[56] 《宋會要輯稿·崇儒四》記真宗咸平三年（1000）十月，「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書》、《唐書》」，五年（1002）校畢，「送國子監鏤板」，惟獨《唐書》「淺謬疏略」，「且將命官別修，故不令刊板」，頁2815-2816。關於《舊唐書》的刻印情況，參見武秀成：《《舊唐書》辨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3-14。

[57] 《小畜集》，卷21。《編年》，頁75。

[58]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90上，〈文苑傳上〉，頁4992。

[59] 《小畜集》，卷15。《編年》，頁81。

[60] 《舊唐書》，卷176，頁4554。

[61] 《舊唐書》，卷69，頁2524-2525。

[62] 《舊唐書》，卷69，頁2514。

[63] 《舊唐書》，卷65，頁2450-2451。

[64] 《舊唐書》，卷63，頁2403-2404。

[65] 《舊唐書》，卷64，頁2419、2423。

[66]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182。

[67] 關於束皙〈補亡詩〉的思想價值與文學意義，請參拙文〈西晉「補亡」詩創作探賾〉，《中國典籍與文化》待刊。

[68] 《舊唐書》，卷51，頁2181。

[69] 《舊唐書》，卷57，頁2285。

[70]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23，〈竇融傳附竇憲傳〉，頁815-817。〔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56，頁2406-2408。

[71] 齊木德道爾吉、高建國：〈蒙古國〈封燕然山銘〉摩崖調查記〉，載《文史知識》2017年第12期，頁17-26。

[72] 《後漢書》，卷24，〈馬援傳〉注引《廣州記》曰，頁840：「（馬）援到交阯，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陶維英撰、劉統文等譯：《越南古代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頁487-494。

[73] 《舊唐書》，卷67，頁2479-2480。

[74] 《舊唐書》，卷69，頁2510。

[75] 《舊唐書》，卷59，頁2321。

[76] 〈進端拱箴表〉，《小畜集》，卷21。

[77] 〈謝除左司諫知制誥啟〉，《小畜集》，卷25。

[78] 《小畜集》，卷4。

[79] 此所稱《五代史》為五代實錄，《編年》，頁86。

[80]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0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633。

[81] 《舊唐書》，卷3，〈太宗本紀下〉，頁54-55。

[82]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66，頁2884。

[83]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2，頁83。

[84] 按：儒家認為夏政權在益與啟間乃和平過渡。與此不同，或稱啟攻殺益而得權，如方詩銘、王脩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益干啟位，啟殺之。」〔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14，〈外儲說右下〉，頁340，更記燕人潘壽「誅心」之辭：「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古史關於益、啟之事的記載確有晦暗不明之處，以致屈原〈天問〉發問：「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3，頁97。

[85]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9，〈萬章上〉，頁647。

[86] 〔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26，頁1167-1169。

[87] 《史記》，卷55，〈留侯世家〉，頁2045-2047。《漢書》，卷40，〈張良傳〉所記略同，頁2033-2036。

[88] 「二幾」，別本作「庶幾」，存疑。

[89] 按：王禹偁〈代伯益上夏啟書〉、〈擬留侯與四皓書〉等作入選《宋文選》、《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之類宋代文章選集。

[90] 〔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37，〈文辨四〉，頁234。

[91]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14，頁227。

[92]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64，〈雜著〉，頁1969。

[93] 《小畜集》，卷14。

[94] 王禹偁雜文的專論，參見王延梯：〈王禹偁的雜文藝術〉，《理論學刊》1991年第6期，頁89-92；陳為兵：〈論王禹偁的雜文〉，《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頁60-64。

[95] 《編年》，頁81。亦見王延梯：《王禹偁詩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229。

[96] 〔秦〕呂不韋編、許維遹集釋：《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1，頁25。

[97] 曹勝高、安娜譯注：《六韜》（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1，〈文韜〉，頁7；卷2，〈武韜〉，頁52、69-70，凡三見此語。

[98] 《漢書》，卷85，〈谷永傳〉，頁3467。

[99]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4上，〈公孫丑下〉，頁5858。

[100] 《荀子》凡兩見此語，卷5〈王制篇〉引《傳》曰，又卷20〈哀公篇〉為孔丘徵引，〔清〕王先謙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52-153、544。

[101] 殷芸《小說》原書已亡，迄今凡有四種輯本，分別由魯迅、唐蘭、余嘉錫、周楞伽輯佚。

[102] 余嘉锡：〈殷芸《小說》輯證〉，《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80：「考芸所纂集，皆取之故書雅記，每條必注書名。」認為當中所載文書俱有出處。

[103] 〔明〕梅鼎祚編：《西漢文紀》，卷6，《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9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293。

[104] 〔唐〕劉知幾、〔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17，〈外篇·雜說中〉，頁449：「劉敬昇【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32，〈子部九·小說家〉，《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1937年），頁5587：「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時事，凡此不經之說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別集為《小說》。是此《小說》因《通史》而作，猶《通史》之外乘也。」

[105] 余嘉錫推測《小說》所載張子房〈與四皓書〉為「晉宋間人所擬作」，且駁斥了嚴可均「殷芸，梁人，亦未必收此，蓋近代人偽作」之說，詳見〈殷芸《小說》輯證〉，《余嘉錫論學雜著》，頁299。

[106] 《編年》，頁103。

[107] 《編年》，頁108、123、124、132。

[108] 《小畜外集》，卷11。

[109] 《全宋文》，卷119，頁277。

[110] 劉揚忠：〈北宋的民族憂患意識及其文學呈現〉，《劉揚忠學術論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頁874。

[111] 《史記》，卷126，頁3201-3202。

[112]《史通通釋》，卷8，〈內篇·摸擬〉，頁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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