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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历史与秩序

一、标记与内涵

语言符号的标记功能是表达内涵的重要因素。比勒在《语言理论》一书中指出，“语言的标记（symptom）与说话者密切相关，并直接表露他的内心世界。”[2]莱昂斯将比勒的观点陈述如下：“比勒认为言语是说话者内心状态的标记，是指称的象征符号（symbol），是给听者的信号（signal）。”[3]莱昂斯认为，信号与符号（sign）所传达的说话者之特定心理状态的每一个信息，都是心理状态的标记。在许多情况下，标记直接源于内心世界。这里所说的symptom这一术语，是言语表达所能引起的与联想、情感、格调、评判有关的附带意义和言外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的含义离不开社会交往，只有在交往中才体现出来，这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话语的社会性，话语符号甚至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4]

从词源上说，汉语中的“夷”、“洋”、“西”、“外”并无多大关联。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它们既可作为名词，也可作为形容词，以指称“中国”之外的民族、事物和状况。然而，这四个字（尤其是“夷”和“洋”）的标记意义是很明显的，甚至连超出语义本身的不少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

原先，“夷”字多半与“东”搭配，“东夷”是指东方之人和部族。[5]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也被用来泛指中原以外的四方部族，与“夏”、“华”相对而言。明清之际，欧人东来，“夷”之范围随之扩大。它不再局限于历史上与华夏相对的地域，亦被用来指称欧西之高鼻深目的远人，以强调外来人种之低而且贱，及其文化的低劣性。于是，“夷”字的外延和内涵都得到了扩展，并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称词，在特定语境中表述某种特性和价值判断。当初，明末遗民喜用夷夏之辨来对付新朝；时至19世纪，曾经各分彼此的满人和汉人在中西交冲中一致对外，夷视西洋性近犬羊的“夷狄”，或在字形上已经一目了然的“蛮貊”。不管是中西交通之前的诸夏与夷狄之界，中心与四裔之分，还是后来所谓独享诗书礼乐的华夏与所谓不知教化和礼法的西洋各国之对举，都是对世界秩序的根本性见解。

刘禾在分析西方近现代帝国的话语政治时，引入“衍指符号”（The Super-sign）概念。它是指翻译在异质文化之间所引发的意义链，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论者认为，1858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的英语文本中出现“夷/i/barbarian”字样，用“barbarian”（野蛮）翻译“夷”字，偏离了汉语“夷”字的语义。将“夷”翻译成“barbarian”，是“知识的误用”，是“跨语际谬释法”。“这种做法对于后人如何理解近代史，如何理解文明之间的交往，造成了严重的障碍。”[6]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诚然，“衍指符号”本身是符合学理的，把一种语言中的概念译入另一种语言，很可能会因为历史文化和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引发新的联想，增多或减少概念本身所传递的信息。然而，认为《天津条约》“迫使汉字‘夷’用英文的‘barbarian’来表义”，是排除“夷”字原有含义的“驱逐行为”，是“翻译造成的事实”，[7]这是很不恰当的。我们姑且不讨论“夷”字在古汉语中曾经有过的多重含义，以及英语“barbarian”与汉语“夷”字哪个更具贬义的问题。关键在于，能否用“barbarian”来与“夷”字相对应，它是否属于错译？在笔者看来，用“barbarian”翻译“夷”字，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同西方有“文明/civilisation”与“野蛮/barbarian”相对举，中国有华夷对举、文野之分。关键还在于，英国人通过“barbarian”而认识到“夷”字含义并因此而勃然大怒，这是人之常情，而这与“夷”字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及其演变不是一回事。如果明白了春秋之后“夷”字就同西方的barbarian含义相近，二者的实际相似性并不是通过barbarian译词才被“建构”起来的，那么，所谓衍指符号“夷/barbarian”显然缺乏必要的根据。

中国传统的对外习惯，完全受到儒学思想的支配；华夷思维框架，上接两千多年前的春秋辨夷夏，几乎成了一种人类学常数和文化代号。虽然晚清士大夫已经基本上认识到中国处于前所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对外交往，已不再是历史上的诸夏列国，也不是与四夷之间的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往来。然而，根深蒂固的“德华兽戎”观念，意味着等级和名分，长期使人坚信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并很容易导致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和排外情绪，即《左传》所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思想不仅见之于士大夫阶层，在不了解外情的下层民众中更是如此。于是，这些观念也都相应地体现于文字表述之中，其中“夷”字最具代表性。[8]在指称“非中国的”、“外国的”固定语汇中，除“夷”之外，还有“洋”、“西”、“外”等。与“夷”字相反，这三个词（不管是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词复合）原本基本上是中性的，并不明显带有评判意味。然而，从形象性、象征性以及情感性来看，这四个词相去甚远，常会勾起各自的特定联想。不但对说话者，而且在听者那里，这些联想始终与象征连在一起。对这四个词中某一个词的选择，自然也就选择了概念体系中的一个特定截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同语义有关，也就是与那些会引起典型想象的联想、言外之意有关。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夷”、“洋”、“西”、“外”之言说对象和话语策略，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之特定实践功能，而且是特定社会语言运用中的动态“话语实践”。综观中国近代发展和对外接触，我们不难断定，鸦片战争的武力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念。之后，中国士大夫在逐渐改变的文化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价值判断中，运用“夷”、“洋”、“西”、“外”这四个字时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尤其在19世纪下半叶，对外部世界及外人的称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在这时，上述四个词的运用发生了新旧递嬗。不同的表达形式及文字组合，不仅在于不同论者的个人观点，更由于这四个词还体现出时人的普遍价值尺度、行为准则和心理状态。[9]笔者试图探寻一个词在概念体系中的词义要素及位置，以弄清一些语言用法的缘由；同时，也查考其标记意义，即那些源于个人心理或社会心理的联想。笔者所要阐明的，不只是单纯的词语和概念的衍变，更多的是一种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文化现象。换言之，文化价值转换同时也体现在词语和概念的转换之中。研究这种嬗变之所以有意义，还因为它有助于探索其他一些在这四个词的递嬗过程中产生的新概念。

二、 对外称词的嬗变

利玛窦在明末中国所见之世界地图，以大明帝国的十五省为主；散落在四周大海里的若干小岛，其总面积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最小省份。这形象地再现出前近代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下”。[10]于是，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1584）和《坤舆万国全图》（1602）给中国带来的前所未知的地圆说和万国观，迫使一些士大夫审视中土固有的天下观，逐渐接受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世界意识。利玛窦说：“他们终于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不再“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11]地理视界的拓展和空间概念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和“四夷”观念。

然而，康熙禁教之后，中国人不但在地理知识上出现了大倒退，而且在世界观上，“内中国而外夷狄”又逐渐成为中国社会里的常理和常谭，并且国体攸关。尤其是雍正乾隆父子的禁教令，几乎断绝了中国同西方文化的所有交往。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文明突飞猛进之时，中国则日益孤陋寡闻。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Amherst）轮船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沿海地区从事调查侦察活动。主持这一活动的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高级职员林德赛（Huyh Hamilton Lindsay，中文名胡夏米）在航海报告中写道：“我们到过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中国人，甚至高级的中国人士，对于外国人的每一件事都极端无知，甚至达到这样程度，例如，我极少见过有人除知道英国为‘红毛国’外，尚有别的名号。”[12]林则徐辑《夷情备采》，其中译有在华洋人出版的《澳门月报》道光十九年（1839）及二十年（1840）的记载：“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仍不知西洋。”[13]这一说法基本上符合彼时状况，林氏曾将其附奏进呈。

面临鸦片战争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夷制夷”。在这种“经世致用”的动机或者类似的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催化下，不少开明之士著书立说，出版介绍外国概况的书籍。最著名的当推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1848，1852），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6），姚莹的《康?纪行》（1846），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等。先行者的探索，很快造成一发不可收之势，介绍世界地理以及外国历史政治的书籍相继而出，给中国人展现了全然陌生的文化体系及其从属体系。这些著述无可争辩地表明，世界上不仅当时存在不同的主权国家，而且历史上也是如此。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习俗。在有意无意之中，多元历史观实际上揭示出中国传统一元世界图像的荒诞和可笑之处。正是在这些“破天荒”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精神的内在发展进程。并且，思想史的发展也相应见之于论述风格的演进，体现于对外部世界的称谓。

旁征博引的集大成之作《海国图志》，征引华人著作近七十种，[14]其中包括许多那个时代的近作。因此，这部鸿篇巨制对外人异地的称词，无疑具有时代意义。在魏源及其同时代人那里，“外国”之称实属罕见，而“夷”字组合则占压倒多数。且以下引两种书中的称词为例：

各国，洋钱，夷情，洋商，英国，夷屋，澳夷，夷馆，洋图，米夷，英夷，夷目， 西夷，夷使，媚夷，外夷，夷公司，夷船，西夷，洋行，各国夷，米利坚夷，夷人，夷妇，他国夷，洋面，夷商，夷性（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1830年前后）[15]

泰西，西洋各国，西洋，英夷，英吉利，英夷学，弥利坚夷学，夷商，夷禀，夷性， 番人，海外诸番，洋商，他国，英夷，外国，夷人，外番，红毛馆，夷船，外夷，夷囚，诸番，夷楼，西洋，夷气，西洋人，蛮夷，西洋堂，西洋夷目，番梢，西洋国，华夷参错，澳夷，西洋市楼，夷舶，夷兵，夷馆，洋行，外番，番银，外洋商船，夷官，番字，红毛番，夷夏之辨，夷利（萧令裕《记英吉利》，1833）[16]

从传统中而来，中外交涉会很自然地在清代朝野人士那里引发夷夏意识。不仅在以上例子里，而且在其他许多时人的论述中可以见出，在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典型观念中，“夷”字常常是不可或缺的修饰词。此时，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伸手即来、用惯了的“夷”字，在使用者那里可能不会总是离不开“野蛮”之义。这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未必总有贬义、甚至恶意或敌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为了强调外人的“夷性”，“夷”字要么作为话语和文本铺叙中的价值概念和反面属性的信号，要么作为词缀与其他词语和概念组合。以上例子中的“夷”字，多半所指明确，有时却极为抽象、含糊不清；肤泛之论无需思考和想象。这样，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东西，似乎非要镶嵌上“夷”字不可，并成为理所当然的定见。倘若不得不对异国外人直呼其名，人门甚至别创新字，用以贬低他人，诸如“?咭唎国夷人啵?哑哩???等来广禀称：[……]”[17]之类的写法并不罕见。根据一般语感，上引奏折中的“口”字偏旁，颇有兽类之“嘴”的含义，很能刻画形同鸟兽的西人。这个例子明白地告诉我们，甚至连汉字形体中的“次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上下文中也成了明显的标记，以传导字里行间的想象内涵、感情色彩、附带意义、文字氛围以及论者的立场和评价。当时朝野官绅对外的轻视倾向，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

尽管“夷”字在《海国图志》等著作中比比皆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已经是对外称“夷”时代的末了。或者说，夷狄之说逐渐陷入窘境。徐继畲从1844年初稿《瀛寰考略》到1848年正式刊行的《瀛寰志略》的变化，虽还不是普遍现象，但已经很能说明问题。《瀛寰考略》还充斥着夷夏之界和夷夏之见，“夷”字不知凡几；而在兹后各稿中，夷字渐次被删，或改换为较为中性的词语。例如《瀛寰考略》手稿中的“英吉利”一节只有2429字，其中共有21个“夷”字；而《瀛寰志略》中的同一节长达7620字，“夷”字已经无影无踪。[18]

若说魏源、徐继畲等人的撰述以其“学术性”取胜，并以其富有实证意味的世界概况和历史框架，给那个时代提供了较为“客观”的信息，那么，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面世的异域纪行、日记和杂感，则从更为直观和感性的角度，大量介绍了外洋殊域的文化、地理、历史、风光等。正是在这些游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外称谓的显著变化，发现游记作者逐渐告别“夷”字，并向“洋”、“西”以及“外”字过渡。下引三种游记中的相关文字，已基本不见“夷”字踪影：

泰西，外国，洋楼，洋船，洋人，外洋，西语西文，西国，西俗，诸国，西洋，列国，西土（斌春《乘差笔记》，1866）[19]

洋文，西洋，西洋人，洋行，西洋风俗，洋元，洋枪，洋人，洋船，洋医，英人，洋琴，洋妇，西洋文字，西教，西洋各国，洋教，西洋图，洋务，夷狄，西洋文物，洋楼，洋画（郭嵩焘《使西纪程》，1877）[20]

洋务局，西洋，洋人，各国，洋役，西人，西乐，欧美各国，西国，西法，洋水仙，洋花，洋船，洋语，洋差，洋文，西医，洋琴，西俗，洋布，西例，洋员，泰西，西书，洋医，西语，外洋（钱德培《欧游随笔》，1877）[21]

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指称的明显变化，也能窥见情感和评价上的附带词义，有些部分亦可视为修辞上的变化。而下面两种可以让我们看到，有些表达和概念一直延续至今：

泰西，洋务，外洋，洋文洋语，外国人，洋人，外国语，外国，外部，西音，西字，西人，国外，西国，各国，欧洲各国，西文，泰西，西书，西洋，西士，西法，西学，洋行，洋款，洋枪，西洋人，西医，洋船（曾纪泽《使西日记》，1878-1880）[22]

西国，西教，泰西，夷习，洋语，西人，外国，外国人，外夷，西治，中外古今，夷狄，西政，外域，誉洋者，慕洋者，夷法，外洋，外部，别国，西方，西文，西士，西教，西洋各国，洋文，洋书，西学，外邦，诸国，西域，西历，洋译，洋务，外国字母，泰西诸国，欧人，西俗，西语，西名，西土，西裔，西律，外夷，华夷之界，夷祸，夷政，夷夏之辨（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1895）[23]

需要指出的是，1860年以后的许多游记或日记，如上引《使西日记》和《泰西各国采风记》中，虽然“夷”字依然存在，可是该词多少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说“夷”，要么是在反诘一种历史现象，要么是在指摘一种语言成规。“夷”字新用，多半带有讥弹的口吻。

“夷”字和“夷”字词组究竟何时让位于新的表达形式，要对此说出一个具体时间是极为困难的。甚至时至20世纪初，“夷”字和“夷”字词组还没有从时人的对外称词中彻底消失。尽管如此，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开端性的事件，对“夷”字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笔者暂且将1860年定为重大转折点。如将笔者所选的1860年前的文献资料与兹后文献资料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公认的、颇富轻贬色彩的“夷”字逐渐受到排挤，并被“洋”、“西”、“外”所取代。

三、语义特征及其联想

“夷”、“洋”、“西”、“外”等词的语义特征及其联想，是一个词所必然具备的，并必然导致词义差别。这些特征也含有逻辑学所说的“分析性判断”。

“洋船”、“洋楼”中的“洋”字，本来只不过说它们来自外洋，是一个中性词。然而，由于时人不仅认识到西方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感受到西方在许多方面确实胜于中国，便逐渐对西洋事物怀有一种崇敬之情，“洋”字也逐渐获得了“进步”和“现代”等内涵，新的想象和观念附入了“洋”字。早先以“夷”字标识的西器西俗，在19世纪后期因其“洋气”而成了“文明”的象征。当时称为“洋”的，首先是那些来自西方的、中国人感到新鲜的事物，或是那些有别于中土的东西，例如洋火，洋油，洋房，洋派，洋气，洋钉，洋烟，洋纱、洋琴，洋场，洋街，洋伞，洋糖、洋嗓子，洋话，洋装，洋烛，洋钱，等等。

一般说来，“洋”字多少带有评判的特征和情感因素，而“西”字在当时的运用中，尤其在谈论地理以及特定事物的归属时，一般可视为中性词。“西”和“外”显然较为客观，至19世纪末，这两个词越来越占上风，以强调国际地位和交往的平等关系。“西学”概念便是一例。作为一个表示西洋学问的概念，“西学”一词已经出现于晚明耶稣会士著述或翻译的汉文西书，比如1623年刊刻于杭州的艾儒略著《西学凡》。随着禁教之后的中西隔绝所造成的天朝中心观念的复苏，早在耶稣会士那里成为表述西方学问的“西学”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学说还普遍被轻蔑地称为“夷学”。至1857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六合丛谈》，旨在“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创刊词），人们又能看到不少“西学”知识的介绍，如伟烈亚力撰《西学源流》，或艾约瑟撰写的多篇《西学说》。冯桂芬是较早使用“西学”概念的中国人，于1861年著《采西学议》。期间虽然偶有“洋学”之说，但在“夷”、“洋”、“西”、“外”的递嬗过程中，“西学”概念逐渐走红。卢梯青和王西清编《西学大成》（1888）名噪一时，另外还有《西学富强丛书》、《西学时务总纂大成》、《西学启蒙》、《西学自强丛书》、《西学军政全书》、《西学三通》等丛编在坊间广为流传。[25]19、20世纪之交，“西学”已经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褒义概念。

就在“西学”蔚然成风之时，常与之并用的还有“新学”概念。李提摩太在《〈新学〉序》（1889）中，竭力宣扬建学校、立新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甲午之后，“新学”几乎成了一个新的、带纲领性的概念。林乐知在《〈文学兴国策〉序》（1896）中指出：“中国之人无不知旧学之不足，与新学之当兴矣。日本崇尚新学，其兴也浡焉；中国拘守旧学，其滞也久矣。[……]今中国如欲变弱为强，先当变旧为新。”[26]所谓“新学”，主要是指来自西方的学说。称西学为新学，首先出于一种思考，即学问无国界、无穷尽，不必以中西别之。因此，保守派也不必担心“以夷变夏”之危。[27]鼓吹新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与那些视西方学说为眼中钉的保守派抗衡。梁启超1896年发表《西学书目表》，之后，同类书籍则冠以新的书名，例如《七国新学备要》（李提摩太编，1898）、《新学汇编》（林乐知、李提摩太编，1898）、《新学书目提要》（沈兆祎编，1904），等等。其实，19世纪后半期的西学或新学，已不仅仅是那些由外来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编译的欧美学问，它亦包括中国人或东方人所认识和研究的西方知识。[28]正是从学问并非西方独霸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另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中西一体的构思：《中西新学大全》（求志斋主人编，1897）或《东西学书录》（徐维则编，1899）。从“夷学”到“西学”和“新学”的演变，不仅折射出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心理变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观的转变。

人们在确定一个概念的时候，往往把它与另一个概念进行对照和区分；所有概念的界定或对立概念的确立都是如此。如果说本为中性的“西”字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因为其与“中”相对）仍有一定的贬义，而新学中的“新”字则明显带有仰慕和效仿之义，那么，作为属性词的“外”字，则基本上是中性的，无褒无贬，并在以后与其他词组合成一系列新的概念。

四、嬗变因由

在本文研究范围内，当初中外交流的一大障碍属于名符其实的语言障碍，确实是语义引起的纠纷。较早对“夷”称提出异议的，是上文提及的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他于1832年因通商之事与清朝地方官员发生争执，对中国人的夷夏之界恼羞成怒，因而引经据典，不服“英夷”称呼之凌辱，认为英国绝非夷国，中国人应视之为外国：“称夷人者，为蛮貊而已矣。倘以大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国的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29]当时发生的不少中外纠纷，主要缘于中西人士对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完全不同的观念。

1852年，魏源在其《海国图志》百卷本中增补了葡萄牙人玛吉士（Jose Martins-Marguez）著《地理备考》（1847），该著序言中写道：

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者之旷识。[30]

魏源对《地理备考》颇为推崇，《海国图志》引录此著凡91处，约12万字，为全书征引西书之最。[31]上引玛吉士叙文，侧重辩难蛮狄羌夷之名，魏源显然是有感而录。对那个“天朝君临万国”、视海内外莫与为对的时代来说，玛吉士论说委实不同凡响，颇带挑战意味，其冲击力非同一般。

如前所述，“夷”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贬义指称。可是，这种称呼除了蔑视、痛愤以及退避的恐惧外，也可能引发敬畏甚或钦佩之情。冯桂芬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上海参加由江浙官绅和英法美等国驻华领事组成的会防局，得以直接与西人交往，他在著名的《校邠庐抗议》中说：“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32] “四不如夷”对自我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非难，实属惊世骇俗之言。在这里，“夷”字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和外延，指的不再是野蛮未开化之人，而更多的是让人叹服称羡的欧洲和北美。这不仅充分体现出夷与夏的互变性，也能见出夷夏之辨本身具有的开放和封闭的两面性。[33]冯桂芬之所以崇尚古法本有的“礼失求野”，在于“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34]如何理解冯氏用“夷”，完全在于词义与语境的依赖和互动关系。而这种依赖和互动除了词义本身，还取决于作者所构思的文本意义，以及作者和读者的主观设想之间的沟通。（当然，“夷”字本身依然是一个贬义概念，只有在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其真实用意。）一般而言，中华帝国强盛之时，夷夏之辨是开放式的；而在衰弱之秋，夷夏之辨则趋于封闭，旨在防范以夷变夏。[35]

我们现在来讨论词语和概念嬗变的原因。笔者抄录宋育仁1895年《泰西各国采风记》中的一段议论，它对我们的分析很有启发意义：

外国之并力以图中国，固由于彼教之尚同，而我国之独异；亦有一名一实有以招之。实者，中国之地产富饶，弃而未用，西人所亟垂涎。名者，华夷之界限，中国拥其尊名，而事或废弛，民多流徙，宜为外夷所不服。春秋最严夷夏，而自来注解皆失其旨。此解一差，汉以后夷祸相寻，至于今日。经言夷夏之辨，以礼义为限，不以地界而分。传言降于夷则夷之，进乎中国则中国之。倘如旧说分以地域，则降于夷者必徙而之夷，既无是事；进乎中国者，必进而据地，进而据地，灭人之国，方讨之不暇，反视同中国，又无是理。[……]法国议和条约一款云：以后凡中国自行一切公牍，自不得以夷相称，约虽施行，而其义终疑忌。此即各国与中国隔阂之情。可见人之好善，谁不如我，争名之习，人情大同。但彼知夷为践称，而不知所以贱，中国知夏为大称，而不知所以大。徒拥虚名，以招攻射，其几甚微；始于经训不明，而贻害至于中外交乱。今于修订公法书中讲明此理，俾知圣人之书，一无偏倚，夷夏之名，非可力争。听命于道，自察于己。既释猜嫌，渐慕名教，则中国实为名教宗国，未有不推服钦崇。[36]

毋庸置疑，把“中外交乱”归于“经训不明”，显然过于简单，失之偏颇，此无需赘言。宋育仁之辨夷夏，其实是19世纪中国人在中西碰撞之后的一个时代命题。就夷夏观念的历史渊源、时代情状及其认识论基础而言，宋氏论说至少涵盖了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开始禁止对外称夷的历史时间。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宋氏云“法国议和条约”亦属《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37]确实，继《天津条约》之后的《北京条约》（1860）签订前后，中国在涉外用词上出现了由“夷”到“洋”的明显变化，这在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城尤为显著。[38]广东人在物质生活上的崇“洋”风气开始向其他城市蔓延，“夷”字在社会语言中的使用频率明显下降。此乃上文将1860年定为重大转折点的主要缘故。不过，这里说的终究只是发展大势。即便在修约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各种不对外的奏折、谕旨等公文中，“夷”字依然时常出现；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多半还是“夷务”。

第二，若说禁用“夷”称主要是西方炮舰政策亦即西方勒迫和侵逼的结果，那么，许多先识时务的士大夫在认识上的发展，则是观念变化之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自同治中兴起，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使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外部世界之逐渐深化的了解，自然会体现于语言运用，特别是在“夷”、“洋”、“西”、“外”的取舍之中。宋育仁之前已有一些类似的见解，指出夷夏之见和夷夏之防的懵懂、虚骄和自大。洪仁玕早在1859年的《资政新篇》中就指出，“夷狄戎蛮鬼子”，只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39]久居口岸的王韬也在《弢园尺牍》中说：“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此时而曰徙戎攮夷，真腐朽不通事变者也。”[40]至19世纪末，这种观点已很常见。然而，宋育仁在90年代中期还在辨夷夏，这说明还有阐释的必要，说明“约虽施行，而其义终疑忌”。尤其是在守旧与开放的路线斗争中，夷夏之辨、夏尊夷卑始终是顽固派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三，宋氏用意，明显在于正“夷”、“夏”之名。至于宋育仁这样一个开明人士和外交家，最终未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视“中国实为名教宗国”，与其说出于思想和道德观念，毋宁说由于论者的社会地位及其政治对手的压力，或许是一种论述策略。

五、从“夷务”到“外交”

不管是由于外在胁迫还是内在动力，词语概念的演变虽然缓慢，但确实处在演变之中。下面，笔者就以几个实例来展示这种演进。

“夷务”概念约产生于道光年间（1821-1851），统称与“外夷”打交道的事务，如禁鸦片、海防等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事宜。“洋务”约出现于1839、1840年间，亦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禁烟、海防等涉外事宜有关，但在兹后几年里鲜为人知。[41]“夷务”是当时朝野人士的普遍用词。“夷务”与“洋务”的正式交替，当为上文提及的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之际。然而如宋育仁所说，条约已在，但是中国人并不以为然，不愿放弃“夷”称。因此，“洋务”在1858之后，几乎只见之于对外公文，华人自己依然使用“夷务”。19世纪60年代及以后，不同论者在他们的文章中，甚至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意无意地替换“夷务”和“洋务”二词。同时使用两个概念，是一个显豁的过渡现象。其原因既在于缺乏接受新旧递嬗的诚意，也在于源远流长的观念所筑成的下意识之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源于词语和概念的持久性和历史惰性。

在魏源那代人那里，“夷”字的运用并不总是毫无问题的。其原因来自一个不可避免的表述难题：在欧美史籍以及关于现实概况的文字中，人们是如何指称外部世界的呢？换一种问法：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在其用汉语写成的书籍或译文中是如何称呼他们的外部世界和外人的呢？“夷”和“洋”似乎都不合适。这时，人们常常不得不选用“外”这个中性词。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中便有“英国之制，相二人，一专司国内之政，一专司国外之务”[42]的说法。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此后出现的“内政”和“外务”两个概念，很可能受到“国内之政”、“国外之务”的影响。较早对内外政务做出区分的，还有出使英法的郭嵩焘：“臣查西洋行政，分内政外政二者，其体制皆称承相，若唐之两省、宋之两府，略分事任，而计议施行，一皆通筹合办。所谓外政府，即今总理衙门是也。”[43]

分朝编撰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筹办夷务始末》巨帙，很能让人看清语言变迁及其困难。道光朝的资料编于咸丰六年（1856），其时“洋务”概念极为罕见，采用“夷务”一词多少可以理解。咸丰朝的资料则编于同治六年（1867），同治朝的编于光绪六年（1880）；当时，“洋务”概念已经普及。此时仍旧沿袭前称，与其说是出于保持资料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之思考，毋宁说是根源于主编者贾桢、宝鋆等清朝大学士依然坚持的华夷观念。也就是说，在“夷务”与“洋务”的递嬗基本确立以后，不能或不愿意同外人平起平坐者还大有人在。不少人依然认为传统的夷夏之分彰明较著，“夷”字不仅涉及概念上的词义特征（指称的形象因素），同时还关乎“间接的”、“附加的”信息。后来由王彦威、王亮父子编纂的光绪朝、宣统朝的资料，按照王亮的说法，本该易名《筹办洋务始末记》。然而，“洋务”在这期间也逐渐过时了。王彦威去世以后，王亮最后把资料定名为《清季外交史料》（初版于1934年）。[44]最迟至19世纪末，“夷务”概念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是的中性的“外务”、“外政”或“外交”。

梁廷枏在《海国四说》（1846）中就曾使用“外交”一词，尽管彼时中国官吏主要沿用了《礼记·郊特牲》“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之义，但其语境已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交往。约从丁韪良译《万国公法》（1864）起，汉语“外交”概念获得了主权国家之间交往的现代含义。不过，在此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外交涉”或“中外交涉事宜”等说法一直占压倒性多数。后来，薛福成亦在其《筹洋刍议》（1879）中使用了现代意义的“外交”一词。

在思想史中，概念的诞生是一个长期过程。本文范围内所探讨的概念，不仅有产生于中土的，也有翻译概念。下面以foreign affairs和diplomacy的翻译为例，来阐明近代“外交”概念的历史发展。

Foreign affairs，在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1872/73）中译为“洋务”，在狄考文Technical Terms（1904）里译为“洋务”、“交涉事务”、“外政”和“外交”。《新尔雅》（1903）中同样称之为“外交”，即现代汉语中公认的diplomacy之对应概念。Diplomacy一词的移译，不折不扣地经历了本文所讨论的嬗变。在罗存德《英华字典》（1866）中，Diplomacy词条的义项为：

1) the customs, rules and privileges of ambassadors, envoys,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s of princes and states at foreign courts, 钦差总例; 2) forms of negotiation, 议政规例; 3) a diplomatic body, 朝廷钦差等; 4) skill or dexterity in managing negotiations, &c., 精于国政。

Diplomacy一词，源于希腊语διπλωμα，义为君主派出使节时用以证明其身份的证书或照会。《英华字典》对diplomacy的解释，字里行间多少让人想起这个词的西方词源。然而，编者罗存德的诠注、尤其是汉语译释，与这个词的现代指称相去甚远：“外交”亦即foreign affairs，指的是对外交往活动亦即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就中国传统观念和时人的一般理解而言，上文（释义1和释义3）汉语翻译中的“朝廷”、“钦差”，不一定与外国有关（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1876年才去西方）；而汉语译词“议政”、“国政”（释义2和释义4），没有内外之分。单从字面上看，四条释义的中译，完全有理由视其为“内政”，至少会给时人这一印象；尤其在“天朝荣耀”的光环之下，“天子”统治的“天下”只有夷夏之别，即“优越者”和“低劣者”之分。三分之一世纪以后，辞书中的罗氏译释显然已经过时，Diplomacy一词逐渐获得了今天的“外交”含义。

总的说来，在19世纪下半叶，“洋”以及后来的“西”和“外”完成了对“夷”的替代。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是语言运用的演变过程，词语概念的取代和更新不可能是突变。语言史上的事例显示出，这四个词曾经新旧参差、共存并行。我们在此还必须指出一种可能的误解，即以为这里所说的19世纪语义演变过程，彻底根除了“夷”称。至少在19世纪，“夷”字一直颇为活跃，“攘夷论”一直很有市场。清季开放政策与闭关自守的斗争甚为激烈，“夏”、“夷”的语义之争便是其集中体现。当时在如何对外的态度上，有积极的思潮，也有消极的逆流。对同文馆的攻击，对郭嵩焘《使西纪程》的非难，对李鸿章领导的洋务运动的反抗等，都显示出坚持“夷夏之大防”的保守势力不但影响巨大，而且常常占据优势。然而，本文以四个词或概念的发展变化为例，分析其重要特征，首先是要探讨语言概念嬗变的大势。此时的主要论证途径是，阐述传统价值观和与之相关的精神状态的动摇，以及对概念体系之社会心理状态的观察。

六、新的“世界”意识及“国际”观念

历史上的中国人坚信儒家“声教迄于四海”，只有“天下”即“中国”观念，没有“世界”意识。中华天朝中心主义的彻底破灭，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事。王韬《地球图·跋》云：“大地如球之说，始自有明，由利玛窦入中国，其说始创，顾为畴人家言者，未尝悉信之也。而其图遂流传世间，览者乃知中国九州之外，尚有九州。”[45]郑观应则在《盛世危言·论公法》中说：“[中国]其名有天下，实未尽天覆地载者全有之，夫固天下之一国耳! 知此乃可与言公法。[……]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者也。”[46]西方炮舰政策打开中国门户所带来的交通往来，使得近代意义的天下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

不仅“天下”一词获得了崭新的内容，人们还开始关注天底下的世界。“世界”本是旧词，源于佛经；[47]古往今来曰世，上下四方曰界，不可分隔的时间和空间合为“世界”。魏源《海国图志》（1843）中有一段著名的美国论：“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48]此处“世界”，虽然还是传统概念，但它所表达的意思，肯定不是佛教中的现世之说，亦非中国高僧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它所呈现的是一片新天地、一种新气象、一个新世界。[49]

正是“新世界”景象，才是维新之士面对新时局的世界意识，并成为他们同顽固势力进行斗争的论据。“变化”是新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人们到处可见“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50]这同传统天下观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理念截然不同。“世界”概念的新用，是甲午之后的显著现象；尤其在19、20世纪之交，时人对新世界的认识有许多标签，“文明”、“进步”、“自由”、“平等”等新潮思想最为明显，梁启超则是鼓吹欧西“今日之民权世界”[51]之最耀眼者。从“天下”到“世界”到“国际”的演化，出于对新的世界秩序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认识，其醒豁特征是天朝话语向“民族—国家”话语、向“主权”话语的转变，即“国家”思想的确立，以及对建立在国民和国家主权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的追求。“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52]在梁启超看来，新时代的国民“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53]。这一切都导致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之中国的勃兴，“民族”和“国家”成了那个时代的关键词。

王韬在《答强弱论》（1883）中指出：“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54]华夏中心主义的解体，以及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和国家认同，必然带来新的表述形式。在一个全新的概念体系中，中国不再是远近夷狄之上的唯一国家，也不是鹤立鸡群的中心，而只是国际共同体中的一员、民族国家之一。这样，“国际”交往便成为一种常态。“国际”一词是从日本引入的概念。1897年，在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为《时务报》译自日语的文字中，一再出现“国际”一词。也是在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收录了伊藤悌治、福原镣一郎、平冈定太郎等法学家的“国际公法”或“国际私法”著作。他在《上清帝第六书》（1898年1月29日）请求设立法律局时，亦涉及“国际公法”。梁启超在《东籍月旦》（1899）中介绍有贺长雄著《近时外交史》和比缁儿著、酒井雄三郎译《今世欧洲外交史》时，亦提及“国际”关系。以上“国际”一词，当为汉语中“国际”概念较早的运用之例。此后，“国际”之说急剧增长。且以1899和1900这两年的《知新报》和《清议报》为例，我们可以在这两个刊物中找到的说法有：国际团体，国际会议，国际公法，国际法典，国际法，国际势力，国际相交，国际交涉，国际关系，国际事务，国际均势，国际纷争，国际竞争，国际伦理，国际举措，国际情形，国际条约等。

上文提到的“公法”、“外交”、“世界”、“国际”等概念，同本文以四个词为重点来展开讨论的语言概念嬗变密切相关。没有“夷夏”之辨向“国际”话语的转型，没有“夷”、“洋”、“西”、“外”之递嬗，许多与外国和世界、陌生现象和事务有关的新概念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许多西方（新）概念的中文翻译，不管它们是以什么途径译成汉语的，都同这一嬗变难解难分。换言之，这里不仅涉及许多（翻译）概念的定型和标准化，更是关乎一个（即便不是事先策划的）总体方案，一个19世纪下半叶逐渐形成的、合乎逻辑的、相互关联的概念体系。这个体系与“夷”字亦即夷夏观念“冰炭不同器”。

七、结语

最后，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的标记之说，简要阐释符号和涵义的关系，亦即文化符号所引发的、与情感、修辞、评判有关的联想。

早在古代欧洲，已有哲学家关注符号的语义问题。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语词和符号的一些思考而外，尤为重要的是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的论说。在《论基督教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中，他对符号和事物做了原则性区分。在他看来，“一个符号在其必然具有的感官现象之外，还包含其他意思。”[55]以物质世界为例，一个痕迹能够让人推断一种动物，烟让人推见火。这里说的其实是一种因果关系。在现代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索绪尔的符号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他把符号分为“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能指”是表达的形式部分，“所指”则是被表达者；前者为符号形态，后者是符号的内容和意义。本文中所说的汉语“夷”字，其字形（或发音）为能指，“野蛮无教化”是其所指，二者相加，构成“夷”字符号。

符号（系统）是交往得以实现的前提之一。在一般情况下，人会从符号系统亦即“储存”（repertoire）中选择符号，比如选择“夷”、“洋”、“西”、“外”中的一个词，并按照句法、语义和实用规则，将其组合成具有意义的表述：“英夷”，“洋人”。接受者如何理解话语所发出的信号，同样根据他所知道的规则。是否或如何对某一表述做出反应，这是他的选择。鸦片战争前后的英国人对“英夷”之反应，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很能说明这一点。因此，符号的主体间性和习惯性是其显著特征。[56]继承索绪尔理论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所取得的一个重要认识是，单个符号只有在同其他符号的区别关系中才能显示其意义。[57]同样以“夷”字为例，它的含义只有在同“夏”、“华夏”或“洋”、“西”、“外”的对比中才能一览无遗，反之亦然。它们也因此而发生关系，并形成一个符号系统（符号群）。

对于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结构语义学和符号学区分两种成分：一为标示性意义成分，即denotation（符号，名称），显示词语与被表示者的关系；一为联想性意义成分，即connotation（隐含之义，联想之义），传达情感、价值观和评判等“涵义”。无论如何，二者都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特色。希腊语中的β?ρβαρο?（“蛮夷”），原先亦指“口无人言”之外族，“蛮夷”即为口中“吧叭”之类。很有意思的是，最先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Robert Morrison的中文名字“马礼逊”三个字，在中国官书中往往全都加写口字偏旁。加写口字旁，似乎是彼时译音外国人名或国名的一个“通例”。这种字体本身就带有情感和修辞色彩的符号，为的就是引发“形同鸟兽”之联想。

Connotation源于拉丁语con-notare，亦即“兼指”或“附带指称”。在《逻辑学体系》（1843）中，穆勒（John Stuart Mill）将“涵义”确立为一个词语必然具有的标记。比勒在其《语言理论》（1934）的名词细分中发展了穆勒之说，称“涵义”为一个词语中的“空位”（Leerstelle），须在具体语境中填充。[58]在结构语义学中，“涵义”概念得到了极大扩展和移位。承接索绪尔之“价值”（valeur）概念，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指出，对词语之语义内容的描述，除了被表示者及其特征外，还应包括一个语言共同体中的价值判断。叶氏称其为“隐含意指”（connotator）。[59]如果比较从马礼逊《华英字典》（1815/22）到赫美玲《官话》（1913）等双语辞书中的“alien”或“foreigner”之译词，我们很容易看到其中变化并得出结论：“外国人”或“洋人”跨越世纪得以延续，绝非偶然之事，“夷人”、“番鬼”被淘汰也不只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是说话者的选择，是价值判断，是扬弃。而其“隐含意指”，确实需要由具体语境来填补。

符号学家们走得更远：罗兰·巴特联系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认为“涵义”是对象征、评价和情感意义的呼唤，它不仅受到文化的制约，也不只局限于单个符号，它涉及文本中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符号。[60]最后，艾柯把“涵义”定义为“可被作为‘能指’而纳入定义范围的一切文化因素之整体”[61]。不过，大多数人依然注重符号或符号群所能引起的情感和效应意义。[62]“夷务”、“洋务”、“外务”各自引发不同的联想，而“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涵义，已同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及其联想格格不入。

根据索绪尔的说法，词语变化的关键，在于“所指”和“能指”之间关系的变化。一个很典型的中国例子是孔子作《春秋》的原则之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夷”、“洋”、“西”、“外”之新旧递嬗，终究也是这一理念的延续。若说connotation是一个语义学概念，那么，Association（联想，涵义）则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二者常为同义词。休谟《人性论》中的“联想论”（associationism）认为，联想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从语言哲学上说，联想或涵义作为与符号相连的可变主观意念，已被剥离不变的符号或名称，如汉语中早已有之的“世界”一词。新的“世界”意识和新时代的“世界”概念之新用，必然带来全新的涵义，如梁启超所言：“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63]

注释：

[1] 笔者曾于2001年发表英语论文《“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晚清译词从“夷狄”到“外国人”的转换》（“Yi, Yang, Xi, Wai and Other Terms: The Transition from ‘Barbarian’ to ‘Foreign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by Michael Lackner et al., Leiden: Brill, 2001, 95－123）。本文对旧作做了较大增补和修订。

[2]比勒：《语言理论——语言的描写功能》，斯图加特、纽约：G. Fischer，（1934）1982年，第28页。（Karl Bühler, Sprachtheorie. Die Darstellungsfunktion der Sprache (1934), Stuttgart/New York: G. Fischer, 1982）

[3]莱昂斯：《语义学》卷一，伦敦：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年，第52页。（John Lyons, Semantics, 2 vo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4]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巴赫金全集》第2卷，钱中文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9页。

[5]对中原以外的地区和居民，历史上有“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说。

[6]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5、47-48、51、52页。

[7]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第49页。

[8]本文所论之“夷”，自然包括诸如“狄”、“蛮”、“胡”、“虏”、“戎”、“番”等同义词，亦包括其他一些夷狄之变称，如当时闽粤民间常用的“白鬼”、“黑鬼”、“番鬼”和“红毛鬼”，或华北民间惯用的“毛子”。单选“夷”字，不仅因为论述的方便，也因其具有代表性。

[9]陈旭麓在《辨“夷”、“洋”》（1982）一文中令人信服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见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6-184页。另可参见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94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的原质》，《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30页；熊月

[10]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11]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6页。

[12]胡夏米：《“阿美士德”号中国北部口岸航行报告》，载《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页。

[13]《澳门月报》（1839/40），载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一，陈华等校点注释，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959页。

[14]参见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台北：精华印书馆，1964年，第50页；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257-258页。

[15]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载载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上海：著易堂，再补编，第十一帙，第4页。（下称《小方壶斋》）

[16]萧令裕：《记英吉利》，载《小方壶斋》再补编，第十一帙，第6页。

[17]转引自梁廷枏：《粤道贡国说》，《海国四说》，骆驿、刘骁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36页。

[18]参见任复兴：《晚清士大夫对华夷观点的突破与近代爱国主义》，第196、197页。

[19]斌春：《乘差笔记》，载《小方壶斋》第十一帙，第36页。

[20]郭嵩焘：《使西纪程》，载《小方壶斋》第十一帙，第14页。

[21]钱德培：《欧游随笔》，载《小方壶斋》第十一帙，第43页。

[22]曾纪泽：《使西日记》，载《小方壶斋》再补编，第十一帙，第28页。

[23]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载《小方壶斋》再补编，第十一帙，第40页。

[24]资料来源：上文援引文献而外，另见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萧令裕《记英吉利》，斌春《乘差笔记》，郭嵩焘《使西纪程》，钱德培《欧游随笔》，曾纪泽《使西日记》，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杨柄南《海录》，姚莹《英吉利地图说》，张德彝《航海述奇》，志刚《初使泰西记》，刘锡鸿《英轺日记》，袁祖志《西俗杂志》，沈纯《西事蠡测》，沈敦和《英吉利国志略》，洪勋《游历意大利闻见录》，洪勋《游历瑞典那威闻见录》，洪勋《游历西班牙闻见录》，洪勋《游历闻见总略》，颜斯综《海防余论》。载《小方壶斋》及补编、再补编。

[25]关于“西学”概念的生成、运用和变化，参见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0页。

[26]林乐知：《〈文学兴国策〉序》，载《万国公报文选》，李天纲编校，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第369-370页。

[27]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729-731页。

[28]参见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9页。

[29]《胡夏米上苏松太道书》，转引自许地山辑《达衷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53-54页。关于胡夏米就“夷”字与中国官府交涉之事，参见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第22-23页；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2-251；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第52-63页。

[30]]玛吉士：《地理备考·叙》，转引自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六，第1888-1889页。

[31]参见熊月之：《〈海国图志〉征引西书考释》，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五期（1996），第253页。

[32]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

[33]关于“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35-60页。

[34]冯桂芬：《收贫民议》，《校邠庐抗议》，第154页。

[35]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2页。

[36]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载王锡祺编《小方壶斋》第十一帙，第40页。

[37]转引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02页。

[38]参见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第25-26页。

[39]转引自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第27页。

[40]转引自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第27页。

[41]参见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第24-25页。

[42]徐继畲：《瀛寰志略》卷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35页。

[43]郭嵩焘：《办理洋务宜以理势情三者持平处理折》（1876），《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353页。

[44]参见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第28-29页。

[45]王韬：《地球图说跋》，《弢园文新编》，李天纲编校，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第140页。

[46]郑观应：《论公法》，《郑观应集》，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47]《楞严经》曰：“云何名为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

[48]魏源：《外大西洋·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海国图志》卷六十，第1662页。

[49]19世纪的一些西学著述，常把美国视为“新世界”，参见谢卫楼：《万国通鉴》（1882），丁韪良：《西学考略》（1883），艾约瑟：《欧洲史略》（1886）

[50]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1896），《饮冰室文集》之一，林志钧编，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23页。

[51]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饮冰室文集》之六，林志钧编，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13页。

[52]梁启超：《新民说》（1902），《饮冰室专集》之四，林志钧编，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6页。

[53]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饮冰室文集》之十，林志钧编，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61页。

[54]王韬：《答强弱论》，《弢园文新编》，第104页。

[55]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397-428），《奥古斯丁文集》之八，肯普腾：K?sel，1925年，第49页。（A. Augustinus, De doctrina christiana, in: Des heiligen Kirchenvaters Aurelius Augustinus ausgew?hlte Schriften, Bd. 8, übers. von Sigisbert Mitterer, Kempten: K?sel, 1925）

[56]所谓习惯性，见之于玫瑰花的意义；所谓主体间性，见之于接受、拒绝或视而不见表达爱情的玫瑰符号。

[57]参见索绪尔的“组合关系”（syntagma）和“聚合关系”（paradigma）概念，雅各布森的“选择层”（selection）和“组合层”（combination）概念。

[58]参见比勒：《语言理论—语言的描写功能》，第173、226、246页。

[59]参见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导论》（1943），巴尔的摩：Waverly Press，1953年，第118-119页。（Louis Hjelmslev,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1953）

[60]参见《罗兰·巴特全集》卷一，巴黎：Seuil，1993年。（Roland Barthes, ?uvres complètes, tome 1, Paris: Seuil, 1993）

[61]艾柯：《符号学导论》（1968），慕尼黑：Fink，1972年，第108页。（Umberto Eco, Einführung in die Semiotik, München: Fink, 1972）

[62]参见《德国文学研究大辞典》卷二，弗里克主编，柏林：de Gruyter，2007年，第331-332页。（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Bd. 2, hrsg. von Harald Fricke, Berlin: de Gruyter, 2007）

[63]梁启超：《灭国新法论》（1901），《饮冰室文集》之六，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