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徐的名人有哪些古代名人简答?姓徐的名人有哪些人物!

1

评价徐向前元帅的军事生涯有个绕不过去的坎,就是西路军这一段。

有人在充分认可徐帅军事指挥能力的同时,同时认为这是其军事生涯的污点,白璧微瑕;更有甚者认为西路军的失败就是徐向前的指挥问题,比如时常看到类似说法,要是换成林总、彭总,那绝不至于有此大败。

后一种说法我不做评论,之前遇到某些朋友发私信说这种话我也基本上不回复;不是傲慢,因为讨论问题确实需要在差不多的层面上才可以,否则根本没法聊。

你上来就砸出这么一句,没头没脑,也说不上什么依据,也没什么解释,甚至你根本就不知道西路军打了哪些仗,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真没法聊。

作家格非在其文章中讲过一个事,有一次他在校园里被一个光头文青拦住,光头开门见山:听说你喜欢托尔斯泰?格非说是的。光头一脸难过,说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可以喜欢他呢?他已经不行了!他已经过时了!

对此,格非没有与他争辩,赶紧离开了。

确实,你说什么呢?没有基本的常识做基础,你什么事你都说不清楚。就像你直接认为托尔斯泰不行了,认为红楼梦是下等货,认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会打仗,这就是没有常识。

当然,我不是说你必须喜欢某人某事,我是说,你得有个框架,得有个大概的概念,就好比你可以不喜欢,但你聊现代文学就不能说鲁郭茅巴老曹都是垃圾,否则就没法聊。

就是这样。

前一种说法,看起来四平八稳,公允平正,似乎没问题,但却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在于只看结果,不看具体的条件和过程。

什么是具体条件?比如有人论说我军各位名将,有人就以歼敌数量作为论据,甚至做成图表,精确到个位数,这个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有个前提,必须各方面条件完全一样,才可以这样比较,不然看似公允,其实大缪不然!

最简单的例子,井冈山时期朱、毛二大佬一共歼敌多少?尚不及解放战争时一个纵队司令员吧?这个怎么说?

即便同一时期,也得充分考虑各种条件,从实际情况来看问题,比如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损兵折将,难道是这二位不行吗?

具体到西路军的问题,也是这样。虽然事后徐向前本人在总结时也检讨了指挥问题,但这个似乎是他一贯的风格,即便苏家埠战役,反六路围攻这种经典战役,他的总结里也都有对指挥问题的反思。这是一种建立在人无完人的基本认知基础上的的反思,就好像一个高考状元说自己考试时有些地方做的不好,你不能接过话头说,你看看,他做的不好,连他自己都承认了!

话说回来,我个人看法,西路军在极端环境中的失败并不能否认西路军指战员的能力和水平,对战士如此,对指挥员也是如此。

2

看过上一篇文章的朋友大概能得出一个印象,西路军的处境,大概就是绝境,几乎没有胜算。

你想,一支孤军,深入敌人腹地,在地形、装备、兵力、补给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形中,去跟对手打消耗战,而且旷日持久,而且不能自主,甚至你只能待在某个地方,你只能按照指令、而不是按照战场态势往东或往西,这怎么能打得赢呢?

红军作为劣势一方,之前打仗讲究快速运动,讲究集中兵力,讲究充分利用地形,讲究灵活机动,但现在,这些必要的、也在战争中锤炼的炉火纯青的战法几乎全部被限制了。

首先你就动不了,这一点很要命。作为远离中央的一个独立作战单位,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灵活机动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但没办法,作为危难时期的全局战略中的一部分,你必须按照反复变化的指令行动。这是根本性的矛盾,直接决定了西路军的失败。

地形上,开阔平坦,恰恰是最利于对手骑兵的快速运动,而不利于我军的隐蔽和运动。

河西走廊地势狭长,而人烟稀少,有时候几十里都看不到一户人家,这种情况下你想集中兵力也根本不可能。不仅集中不了,而且受环境限制,还出现不可思议的分散状态,比如从山丹到永凉地区,部队竟然在三百多里的地段上排成了一字长蛇阵

这种状况,不仅集中不了,而且也很难快速运动,互相策应;九军古浪失利,五军高台失利,都与此有关。别说快速的指挥和应援了,甚至一个单位仗打完了总部还不知道!九军古浪受袭,打的差不多了总部才得到消息;五军高台失利,直到打完总部还不知道。

除了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西路军自身方面,也是缺粮少弹,兵疲将馁,正是战斗力消耗到极致时的一个低谷期。

之前三过草地,长途行军,北上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作战,过河后又粮食短缺,天寒衣单,别说打仗了,之后的行军宿营中都有都有被冻死的战士!

另外,就是西路军的部队结构,也极不合理。因为计划是全军过河,所以先期渡河的四方面军总部直接带上了数量庞大的总部直属队。这部分人员中除少量战斗部队,其余大都是机关人员,以及红校、党校、卫生队等工作人员及学员;另外还有伤员一千五百余,小孩子一千五百余,残疾四百多。再加上各军自己原来的、以及在甘南扩充的庞大直属队(其中妇女、小孩,彩病员,各军也带得不少)。所以西路军全人数中间“战斗人员至多占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三十八之比例率”,而战斗部队中也还有不少人没有枪(如新兵、归队者,小孩原可托枪者……)。这样,有枪的真正的战斗人员只能占全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左右。

就是这样,以缺枪少弹、饥寒疲乏的几千战斗部队,拖着庞大的直属部队,孤军深入敌人腹地,在气候、环境、地形、补给、兵力、作战方式都处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又被千里之外的指令紧紧束缚,失去自主性,只能原地不动任优势敌人反复围攻。

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西路军战斗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泄气,真是用实际行动演绎了海明威那个理想: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事实也是如此。虽然我们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算上一万多人的伤员、非战斗人员等,总伤亡不到两万,而歼敌多少呢?两万五千多人!

这就是李云龙说的,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薅他几根胡子下来。

这样的条件,这样的战绩,还能怎样呢?

命运不给我机会,我也不给命运机会。

所以,虽然从损兵折将的一面看,徐向前和他所部之西路军将士是失败了,但在被绑住手脚、把所有最恶劣的条件悉数给你的情况下,还能把仗打成这样,从这个角度看,这就不仅不是其军事生涯的污点,而恰恰在极端条件下验证并张扬了其不可思议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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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油画作品)正如徐帅所说,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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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说艰难转折时期的多变的、超出限度的命令和河西走廊的各种不利条件共同拧成了一根绳索的话,那身在其中的徐向前有没有挣扎过?当然有,只可惜没能成功。

这种近乎本能的挣扎源自他对战场形势的敏锐洞察。他知道这样不行,自然就会想要改变。

从一开始渡过黄河,对中央要求原地休息待机的命令他就感到不安,用他自己话说,就是“深感忧虑”。

是的,原地停留,各方面条件都不合适,这谁都看得出来,但也仅此而已;至于河东部队什么时候能渡河,下一步怎么打,当时看来都是很快就能有答案的问题,或者真不行的时候再说,这些对初战告捷、士气正盛的河西部队来说似乎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徐向前却对此反应强烈,“深为忧虑”。

这种“忧虑”在勇猛无畏、“越是硬仗越向前”的徐总指挥这里是很少出现的。漫川关前,生死一线,张主席都想解散了,但徐总指挥就可以沉着镇定,果断迅速地指挥部队力挽狂澜,起死回生;苏家埠战役中敌人大军来援,看似很难顶住,但徐总指挥就信心满怀,力主迎击,结果一天之内就全歼敌人,而且创造了经典战例。

但现在,他们打了胜仗,而且轻而易举,感觉砍瓜切菜般,以至于很多指战员甚至都产生了轻敌思想,徐向前却是“深为忧虑”。

也就是说,在事情真正恶化之前他就已经有所感觉了。

这里,我觉得在具体的分析之外,还有一种出自天才军事家的直觉。因为中央没说让你长久逗留,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没机会过河了。这边初战告捷,打得轻而易举。但徐向前就是觉得不安,就是觉得情况不妙。所以他认为,现地待机“总不是办法”。

所以在宁夏战役计划泡汤之后,他一直主张快速西进,趁敌人防备不足,河西走廊兵力薄弱之时,直接插至新疆,接通远方,然后再回师横扫而东顾。这一想法,至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直到西路军失败后,他在延安回答高岗的问话时仍然认为,如果过河后不停留,径直往西,是不会失败的。

后来西进途中,九军古浪失利。尽管这一失利被归结为指挥失误,军长孙玉清也因此被撤职,但考其过程,原因似乎没这么简单。多年以后李先念在给党史部门写的关于孙玉清的材料中也认为,古浪失利的主要原因不是指挥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或许就是各种不利条件的第一次集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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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清将军(1909-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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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徐向前对此是有认识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并加深了其对实际战场形势的“忧虑”。

所以接下来,在中央电令西路军在永昌、凉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时,陈昌浩等信心满怀,但一向“智深勇沉”的徐总指挥却忧心忡忡,得出了与陈昌浩完全相反的看法。

他认为形势很不利,甚至直接说,搞不好还得吃大亏。

陈昌浩觉得徐向前言过其实了,他认为形势大好,马家军已被我们“基本击溃”,不必有什么顾虑。

没想到一向温文内敛的徐向前被这句话直接惹毛了,他发了大火,与陈昌浩产生了合作几年以来第一次激烈的争吵,而且“吵的很凶”。

徐向前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大光其火?我觉得跟他彼时的恶劣心情有关。他对处境的危险有确切的感知,但又无力改变,所以心理压力很大,而这时候陈昌浩“形势大好”、“基本击溃”的论断在他看来就显得太轻佻,太“漫不经心”了!

“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但陈昌浩是政委,是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有“最后决定权”。徐向前没办法,但仍然表示,“保留意见”。

徐向前这时的火气和固执,都是从来没有过的。陈昌浩诧异之余,在理论对此做了评判,认为徐向前是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马上就要开会进行斗争,只是因为下边的干部反对,陈昌浩也顾忌其在部队中的威望而作罢。

这样,西路军只得停留下来,不进不退。

徐向前为挽救西路军命运的这次努力归于失败,而自己也背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评价。

没有挣脱束缚,反而又加上了一条右倾的绳索。

4

山丹、永昌、凉州一线,正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大沙漠,南靠祁连山,西路军就在在这条近三百里的狭长地带摆成一字长蛇阵。前后呼应困难,运动隐蔽受限,这就等于摆出最好的挨打姿势等着敌人来打啊。你还不能动。不进不退,等着敌人来攻。而敌人骑兵运动速度快,轻车熟路,来去如风,步、骑、炮协同作战,补给充足,每天都是满血状态,我则有耗无补,越消耗越虚弱。这仗怎么打?

忧闷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看得透彻,因而也更加焦躁,他不能眼睁睁看着部队这么消耗,不能眼睁睁看着部队在毫无希望的路上径直走下去而坐视不理。那么,就继续“右倾”吧。

生平第一次,徐向前越过政委陈昌浩,以个人名人向中央发报,详陈西路军留驻此地的实际困难,并指出如此下去前途之难测,希望中央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叫苦叫难,这恐怕也是徐向前生平第一次。不是万不得已,不是极强的责任心,他大概不会真么做。而且在当时一、四微妙的关系中,这么做很可能也会有政治上的风险。

这是徐向前为改变西路军命运的又一次努力。

但中央回电,仍是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不仅如此,因为现在毛炳文东撤,对你们有利,你们还应该准备东进一步,以策应河东

仍是无结果。不仅无结果,在这种再说一遍的明确的命令中还直接断了你的念想,不仅断了你的念想,你还得准备再东进一步。

这一次的挣扎换来的仍是更紧的束缚。在内外各种复杂因素拧成的绳索中每挣扎一次,这种束缚就加重一次。

这就没办法了。继续坚持吧。

这种时候,清醒就是痛苦。

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天时间里,西路军蹲守原地,等着马家军每天上班打卡似的进攻,虽歼敌六千余人,并击落飞机一架,但自身也损失近四千人。最关键的是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的体力、枪弹、物质都已进入极限,之后的作战将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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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西安事变爆发。

绝境中的坚持似乎迎来了转机,但事实上却进一步加剧了西路军的不利处境。事后看,这个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对西路军而言恰恰成为了一条更为深重的锁链,它将最终锁死西路军的最后一线生机。

当时中央也以为局面要有大改观,“前途甚佳”,所以命令西路军现地休整,与二马谈判,并分别往东接通兰州和往西接通安西,也就是一面巩固抗日后方,一面接通远方。

但紧接着形势就急转直下,何应钦组织“讨伐军”威逼西安,为应对这一情况,中央在张学良提请下又计划让西路军东返,以牵制毛炳文部及马家军,保证西安侧后方安全。

西路军遂积极准备东返。这时候,往东、往西,往东南西北往哪都行,都比原地不动等着敌人来打要强得多。

好,你觉得东进也不错吧?但正准备东进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用你们东进策应了,那你们还是西进。

西进也不错,甚至更好吧?怎么着都比原地驻留更好吧?但西路军组织部队进至临泽、高台地区时,局势再起变化,老蒋翻脸,调集兵力计划进攻西安,这样,西路军仍需起个策应大局的作用,所以中央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有命令,怎么办呢?

徐向前心情沉重。这种沉重不仅来自于军事上的压力,也因为他当时不知道这个命令的背景。中央没有解释,他“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么,他的思路会不会触及那个他最不愿意相信的猜想呢?以当时的情形看,我想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特别是接下来西路军领导人要求4军、31军来援而被果断拒绝,而张国焘又显然秉承中央之意以个人名义来电,给予徐陈政治意味很浓的告诫,这些事,纠结在一起,也如绳索,紧紧绑住了西路军领导人的主动性。

用徐向前的话说,“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

随后,消耗到极致的红五军高台失利,几乎全军覆灭。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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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将军(1895-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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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救援五军,总部紧急派出刚组建不久的骑兵师,结果也被马家军包围,全部壮烈牺牲。

这种节奏,显然已到了危急时刻。

徐向前令临泽的守城部队突围而出,并其他各处兵力,全部收缩于倪家营子。纵深梯次配置,构成一个椭圆形的防御圈环,凭垒固守。根据地云云,先别说了,目前之计,拼尽全力先求得暂时的生存而已。这是真正的血战。

确实,东进西进都比原地停留好。那好吧。这时候中央连续来电,再次命令西路军东返。

因为当时老蒋兵临西安城下,形势更加紧迫。中央估计西安城难以固守,所以要预先考虑退路。这个退路就是河西地带。所以要求西路军东返占领永、凉地区,以策应河东部队的战略退却。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说实话,也是没有办法,生死存亡之际,事关大局,只能给你提出超出限度不切实际的要求。

虽然事实上这个时候的西路军已经很难完成这个任务了,但相比原地固守的毫无希望,东进或许还有一丝希望可以搏一搏。

从过往看,这帮狠人,你只要给他一线机会,他往往就能创造奇迹。

徐向前等遂精心计划,决心殊死一搏拼出一条血路。具体计划就是经过一个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阶段,然后转入反攻,乘胜东进。

我们很难说这次他们到底能否再创造奇迹,因为根本就没有印证的机会。

倪家营子血战二十多天后,东岸局势又有变化,西安的紧张局势缓解,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提上日程,为避免刺激到老蒋,影响和谈大计,中央来电,命令西路军,别东返了,就地坚持,争取粉碎马家军的进攻,然后适时造成西进任务。

其实西进云云,这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是让西路军就地坚持,所谓“适时”西进,也就是暂时给个说法而已,总不能说你哪也别去,就在那待着吧。

但这时西路军已是绝境,徐陈当时又不清楚河东的局势,所以再次要求4军、31军来援,不然难以完成任务,而只能向青海大通、西宁一带转移,以取得补充,再图发展。

一旦西路军往大通、西宁方向活动,那就有可能对和谈大计造成影响,所以中央严厉拒绝了这一计划,为确保徐陈在情急之下擅自行动,又重提过去的政治问题,以期起到更强的约束作用:“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

更深重的锁链。你再动就是政治问题了。

陈政委压力尤大,这时候除了奉命唯谨,已经没有任何挣扎的心劲了。

徐向前当然压力也大,但事急矣,作为前线指挥员,他太明白当前的处境了,留则必死。

这时候,徐向前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他提议召开军政委员会,在会上,他分析了当前形势,果断提出自救东返的主张。

大家一致同意。

那就干吧。

这帮人也真行,这种状况下,居然想突围就能突围。西路军突围而出,急速向西洞堡一带转移。而且转移过程中,居然回手一个回马枪,将追兵一个骑兵旅击溃,一个宪兵团全歼,缴获颇丰。

所以我觉得,如果稍微松一松绳索,即便在最后时刻稍微松一松,我们是可以相信徐总指挥能够力挽狂澜,起码可以保存大量有生力量的。过往历史也已经证明,他就是奇迹制造者。

但不可思议的是,在某种诡异的历史时刻,这种创造奇迹的能力竟然也成为了绑缚自己的绳索。

陈昌浩本来压力巨大,心事重重,对东返自救的计划犹豫不决,只是因为确实没有活路,才不得不同意这一计划,但现在一看,可以啊,或许我过于悲观了吧?我们还行,而且现在缴获了不少物质,大概是可以坚持下去,打开局面的。

我们很难说当时陈昌浩对局面到底是个什么认知,但人往往是这样,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会无限放大那些他愿意相信的东西。

如此,陈政委又骤然狂热起来。他突然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要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

徐向前的反应是“大吃一惊”。

我们拿什么建立根据地?好不容易突围出来,现在再主动返回,这是要干什么?徐向前明确表示,现在返回,就是自取灭亡。

又是生死存亡的时刻,徐向前跟陈昌浩再一次大吵起来。

毕竟不同以往,这次陈政委会让步吗?

有时候你会感觉历史像在恶作剧,恰在此时,中央来电,要求西路军坚守五十天,并表示,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这使得陈政委一下子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并获得政治正确的加持,以往那个意气风发的陈政委归位了。

他极力夸大那一记回马枪的意义,并再次认为“形势大好”,提出“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等口号,而且要“反对右倾逃跑”…

此刻,那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他当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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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徐向前最后一次努力仍归于失败。

他眼睁睁看着西路军走向绝路,却无能为力。

返回倪家营子后,陈政委作为最后一条绳索的使命完成,面对马家军更疯狂的进攻,他不再喊口号了,七天后,已耗尽最后一丝力量的西路军再难坚持,不得不再次突围。

这时候,以创造奇迹为己任的徐向前也不得不承认,这时候“要想在绝境中求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败局已定”。

这一次,突围而出的西路军将士已用尽最后一丝力量,虽精神不屈,但身体却不听话了。动一下都艰难无比。有人回忆当时有的战士躺在地上,眼看着敌人冲过来都站不起来。

已耗干的西路军将士这时呈现出崩溃式的牺牲速度。一天之内,九军所余两个团一千多人全部牺牲,三十军一个团全部牺牲,另一个团也大部牺牲…

西路军边打边退,部队成批的损失。已是没有希望。但徐向前却一直盯在第一线,指挥部队坚持战斗,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退到石窝一带时,已是黄昏时分。

残阳如血。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

徐向前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最后一次进攻后,被叫到山顶参加了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

会上做了最后的安排。

西路军余部分成三个支队就地游击;徐陈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

徐向前不想走,要继续带部队。但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目标太大,不能留下。

这样,徐向前最后想多保留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努力亦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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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窝山,远处红点处即为石窝会议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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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还有一些东西,但突然觉得脑子空空如也,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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