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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第十期，非常直观、全面地介绍了《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文论经典的伟大之处。该书由南朝齐梁时期刘勰创作，因“体大思精”而被称为“艺苑之秘宝”。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了解这部国学经典，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心雕龙》（插图本）注译了《文心雕龙》各篇。值得一提的是，《文心雕龙》（插图本）还在每篇之前都有一段题解。题解力求简明扼要，不作深入阐释和发挥。同时，对某些难字、僻字，注释中也都作了注音。

2003年，隐没千年的南朝古刹——定林寺在江苏南京重见天日，引起轰动。六朝时期的齐、梁时代，著名文学家刘勰在首都建康（今南京）东郊的钟山定林寺前后生活了二十年左右，他借助定林寺丰富的藏书，潜心研究，最终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文心雕龙》。但定林寺在唐代以后即湮没无闻。南宋乾道年间，高僧善鉴移寺额于南京江宁方山重建定林寺，从此，著名的钟山定林寺寺址所在，即成为历史上的一大谜团。

《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经典，完成时间大约在南齐（499~502）末年。鲁迅曾评价：“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由此可见《文心雕龙》的地位。

《文心雕龙》全书共50篇，论及30多种文体，以3万余字基本概括从先秦到晋宋千年以来的文学面貌和发展规律，囊括了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创作论阐释了艺术想象、写作构思、情辞关系、篇章结构、文体风格、艺术技巧，批评论则论述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自然、作家修养、鉴赏原理等，形成了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中国乃至世界文艺理论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对当今文艺创作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时至今日，对《文心雕龙》的研究、阐释已发展成一门单独的学问，简称“龙学”。

那么，《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是什么呢？对此，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介绍说：“在刘勰看来，‘文心’就是文章的用心、立意，‘雕龙’则指写作要像雕刻龙纹般细腻，才能够创作出有体有用的好文章。”事实上，在《文心雕龙》诞生之前，诗文创作虽盛，作品却良莠不齐，文章离经典越来越远，文学评论也没有一定的标准，而《文心雕龙》则被奉为“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生平在史料中着墨甚少，主要源自《梁书·刘勰传》当中的三百余字，里面记载他自幼便失去父亲，家境贫寒仍发奋读书。《文心雕龙》（插图本）则有了较为详尽地叙述：“刘勰从小喜爱读书，但生活贫困，没有娶妻结婚。母亲去世后，他到定林寺（在今南京紫金山）依附著名僧人僧祐，和僧人生活在寺庙里。刘勰这时二十多岁，除协助僧祐整理经卷外，还认真学习儒家书籍，可能也读了历代不少文学作品。据清代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一文考证，《文心雕龙》当在南齐和帝时（501）写成，也较可信。当时刘勰三十六七岁，一般人并不知道他，‘未为时流所称’。《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很重视自己的这部著作，想请当时正做着大官的‘一代文宗’沈约鉴定一下。刘勰亲自背负着书稿，乔装卖书商贩，等候沈约出门，到车驾前求见，呈上书卷。沈约读了这部书稿十分赞赏，他非常看重这本书，经常摆在自己的书案上。由此，《文心雕龙》始得为世人所知，刘勰在文坛上的声誉也日益增长，他也借此有了离寺出仕的‘晋身之阶’。……天监十七年，定林寺高僧僧祐以74岁高龄圆寂。刘勰早就受命与僧智等三十人一起在定林寺里编撰《众经要抄》。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卒，刘勰奉敕再入定林寺，协助僧人慧震整理佛经。后来，刘勰对仕途不再抱有希望，就在寺里出家为僧，改名慧地。不到一年，刘勰就去世了。除《文心雕龙》外，刘勰的著作，据《梁书·刘勰传》载，‘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曾‘有文集行于世’。今虽已散失，但仍有《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等文，以及一些有关名僧碑志和经藏序录的题名和片断，散见于史传之中。”

《文心雕龙》全书分上、下编。上编二十五篇，前五篇是总论，后二十篇是文体论。下编二十五篇，包括二十四篇和总序一篇。除末篇《序志》为自序外，全书的基本内容大致可分“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大部分。《文心雕龙》（插图本）记载：自《原道》至《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是全书的“总论”，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刘勰在《序志》篇中，把这部分称为“文之枢纽”。这五篇中，《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关系密切，道、圣、经三位一体，提出“文原于道”的原则，说明圣人之文（指《易》《书》《诗》《礼》《春秋》“五经”）表现了至高无上的道，是文章的典范，所以写作必须学习儒家圣贤的经典。《正纬》《辨骚》两篇，认为“纬书”不可信，某些奇诡内容背离了“五经”的轨道，作文应当“倚雅颂，驭楚篇”，即以《诗经》为根本，吸取楚辞的文采。 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即“论文叙笔”部分，分别论述诗歌、辞赋、论说、书信等三十多种文体，这部分被称为“文体论”。刘勰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就是诠释每种文体的名称和特征，说明它们的起源和演变，评论作家作品的优缺点，指出写作的方法。其中“敷理以举统”一项，从指导写作角度指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是各篇结穴所在，地位最重要，刘勰称为“纲领之要”“大要”等，认为写作时应该首先抓住。自《神思》至《程器》二十四篇为第三部分，即“剖情析采”部分，泛论写作方法。按刘勰叙说之层次，这部分可以“一分为二”。其中，从《神思》至《总术》共十九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论写作构思和风格基调问题，二是论文章的体制构成和布局谋篇问题，三是论炼字、修辞、造句和各种写作技法。从《时序》至《程器》五篇，属于杂论性质。其中《时序》《物色》两篇论文学同时代、自然景物的关系，《才略》《程器》两篇评论历代作家的才能与品德，《知音》论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是刘勰的“长怀《序志》”。《序志》篇作为全书的总序，按“古人之序皆在后”之例，被置诸书末，起着“以驭群篇”的统领作用，可以作为进入《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的宏伟门庭的钥匙和向导。《序志》说明了这部书的名称、写作的动机、全书的基本内容、对过去一些文论的意见、对后代读者的期望，等等。

《文心雕龙》中涉及典故史实较多。如《程器》篇在指出西汉孔光和西晋王戎的品德之失以后，曾说：“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这里的“浚冲”，一般都认为即上述王戎的字；“子夏”则有二说：一以为即孔光的字，一以为是孔子弟子卜商的字。孔光和卜商都是“名儒”，卜商和孔光都字“子夏”，但二者必有一误。这是略读原文就不难辨别的。又如《史传》篇的“宣后乱秦”：宣后指战国时期秦昭王母宣太后；“乱秦”指什么呢？从黄叔琳、范文澜到最近的新注本，都引《史记·匈奴列传》：“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则所谓“乱”，就指淫乱了。淫乱何以要称之为“乱秦”，不能不是一个疑问。刘勰的这段话，主要是反对史书为女后立“纪”，强调“妇无与国”，于是讲到：“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指难由妇女假代），亦名号宜慎矣。”显然，这都与淫乱毫不相干。事实却是：宣太后是古代第一个皇太后，也是母后临朝听政的创始者。《史记·穰侯列传》有明确记载：“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只有这件史实，才符合刘勰所说的“乱秦”，也才和下句的“危汉”，以及这段话总的论旨相称。

《文心雕龙》一书以精美的骈文写成，驱驾辞采，运用典故，无不流畅自如。用这种常人难于命笔的文体，将复杂的道理说得深入细致，而且引人入胜，不能不令人惊叹刘勰的才富学优和语言能力高卓。在《文心雕龙》中，精辟而富有哲理的金句比比皆是。比如，“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佂圣》）“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神思》）“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通变》）“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事类》）“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时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知音》）“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知音》）“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

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戚良德看来，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乃关乎所有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的人生通识，其最终达成通向人生自由境界的文化能力。故刘勰说“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不仅学文是建功立业的手段，而且“文”与“政”原本是密不可分的，所谓“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学文和达政乃是一致的，学文必然达政，因为“文”的能力也就关乎“政”的能力，这才是《文心雕龙》之作的出发点。（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