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护送的贺龙、刘伯承在香港登岸后,刘伯承扮作贺龙的伙计,先到旅社开好房间,再接“老板”贺龙入住。
陈赓与卢冬生来自湘潭湘乡的同一个村庄,而且卢冬生家是陈赓家的佃户,按当时家庭情况,陈赓与卢冬生是主仆身份,但相差五岁的陈、卢二人却从无避讳和生分,处成最好的玩伴和朋友。
陈赓自黄埔毕业,北伐到武汉时,与在湘军唐生智部当兵的卢冬生不期而遇,儿时好友阔别重逢,自是欢喜异常。
陈赓随即将卢冬生调到自己的特务营,让其担任自己的警卫员。
两人便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撤到会昌城时,与钱大钧部大战,激战中陈赓左腿两处中弹,一弹将膝盖处的经脉打断,一弹将脚腕打折,当即扑倒在地,血流如注。
卢冬生见陈赓扑地,冒弹雨冲至其跟前,抱其滚到田沟里,陈赓才死里逃生。后来成为黄玠然妻子的医护兵杨庆兰,将陈赓背到后方。
自此开始,卢冬生寸步不离陈赓,一路或抬或背,从会昌走到大埔,从大浦走到汕头,再从汕头乘船到香港。
期间在大埔时,上级曾要求伤员就地疏散,卢冬生跪地哭求,说再苦再累,背也要背着陈赓随军打到汕头。
军中都知陈、卢的“主仆”关系,见卢冬生如此忠心耿耿,谁也不忍再拆散“主仆”二人,卢冬生一路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将陈赓护送上去香港的轮船。
世人皆知陈赓“东征背蒋公,长征抬周公”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卢冬生背抬陈赓的事迹。
到香港后,医院不肯收治受枪伤的陈赓,又无处安身,陈赓只得让卢冬生背自己到公共厕所歇息,时陈赓腿已肿得很粗,见香港待不住,腿伤又不能耽搁,遂叫卢冬生买当天经停汕头去上海的船票。
船停汕头时,上来了化装成平民的周逸群,三人遂结伴同行。这条船上还有好多南昌起义军人员,靖任秋在回忆录中写道:“船上尽是我们的人。陈赓、周逸群等都在这只船上”。
从汕头到上海,卢冬生把两人照顾得妥妥帖帖。
船到上海,陈赓找到在中央机关做交通员的王根英,由王根英帮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又经组织牵线,陈赓入住位于爱多尼亚路(今延安中路)上的牛惠霖骨科医院,经宋庆龄的表兄牛惠霖(剑桥医学博士)、牛惠生(哈佛医学博士)医生的精心医治,保住了陈赓的左腿不被截肢。
潘汉年从九江撤到上海后,依旧回到了创造社,郭沫若遭到通缉,正在沪上寓所等待避难日本的船期,阳翰笙后来回忆:“创造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文艺团体,但党员少,郭沫若又要离去,党的力量就显得很薄弱……周恩来同志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指示郭沫若,应该在创造社加强党的力量,多调些人进去,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郭沫若又把周恩来交办的这一重任交给了潘汉年、阳翰笙和李一氓,三个人便在创造社内部成立了一个党小组,后来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生、王学文等人先后成了这个党小组的成员。
潘汉年又将太阳社中蒋光赤、阿英(钱杏邨)、殷夫、李求实等20多名党员编为两个党小组,三个党小组又编为一个党支部,“由于他们均住北四川路一带,因而被统一编为第三街道支部”,由潘汉年担任支部书记。
接着,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将潘汉年领导的这个党支部收归省委领导,在省委宣传部下设文化党组,并指定潘汉年为文化党组书记。
这个文化党组后来就演变为中央文化委员会(中央文委),创造社和太阳社后来演变为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左联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掩护阵地和人才资源库。
李一氓在《怀念潘汉年》一文中写道:“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军党代表时,党内任南昌军委书记,李是认识潘汉年同志的,而且信任他。根据形势,当时有必要组成一个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根据潘汉年在左派文化界的关系,由他来担任第一任书记,是很自然的。”
贺龙、刘伯承、林伯渠、吴奚如、李鸣珂、刘默苏、侯镜如、靖任秋、郭沫若、李一氓、陈昌……陆续从香港等地抵达上海,徐彬如、贺步清等人负责接头和收容工作。
随着收容的人越来越多,中央又无法一一安排工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便分批分次地召集这些南昌起义将士开会,要他们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克服困难,各谋生路,各自为战,靖任秋后来在其回忆录里称周恩来此举为“各自为战”策略。
刘伯承、林伯渠等人接受中央安排,前往苏联学习;中央充分尊重贺龙的个人意愿,同意他回湘西老家搞武装斗争,一同前去的还有周逸群、卢冬生等人。
周逸群把卢冬生从陈赓身边带走,一方面是看中了卢冬生的忠勇机智,更深层次的考虑,则是想让卢冬生担任与上海中央联络的政治交通员。
贺龙等人在陈养山的周密安排和秘密护送下,顺利踏上西行的征程,贺龙对陈养山的工作至为满意,印象深刻,后来陈养山到延安后,贺龙向中央申请将陈养山调至自己身边,让其全面负责晋绥根据地的政治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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