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字五行属什么属性（城字五行属什么含义及意思）

西汉御史大夫张中青铜九头狮政斗镇墓兽底座玺书12字符瑞符应（印）“天命钦册封政斗勤国之宝印”，其中“天命”一词除了天之意志等表层文字意义之外，更是古代“微言文”的重要表现形式。天是中华文化信仰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有神格化、人格化、人神相应之天体星宿及道德化等概念和象征意义。所谓天命就是上天所赐授的符命，即古代“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谓“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类命运。在古代，尤其是两汉时期的宗教化的儒家今文经学的影响下，谶言担负起一种职能，即改天换地改朝换代者维护自己统治的合理性的思想工具。

01 天道最初是指天文运行的规律

古人所说“天道”，最早，指通过观象授时总结出的日月星辰运行规律。进而，先民们从中概括出了“易变”“阴阳”和“五行”哲学。

再则，古人从“天道”发展为研究“人道”，于是出现了解释“天道”的不同学说。

距今八千纪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以及距今七千纪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考古证明，中国先民在七八千年前，已经建立起了系统的时空体系，懂得了“四方五位”，规划了“八方九宫”，形成了“天圆地方”理念。当时，至少人们已经测得了“二分二至”，具有了原始历法，并掌握了检验“四气”之季节变化的方法。

以上这些天文观测成就，记录在中国最早的“政典”《尚书》的首篇《尧典》中。

《尧典》里，记载了先民通过观测太阳出没及位置变化而确定“二至”的基本方法——“平秩南讹”“平在朔易”。前一个是讲夏至日后太阳出没位置由北向南的移动变化；后一个讲的是冬至日后太阳出没位置由南向北的移动变化。

实际上，《尧典》中所说到尧帝时代的四位天官——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管“分至”，说明除夏至冬至“二至”之外，对春分秋分“二分”也已测量确定。

很显然，《尧典》不过是假托尧帝之名，中国先民取得上述的天文观测成果一定早得多，这有新石器时期遗址的诸多考古成果可以证明。

中国古人观测天象，最根本的动力，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准确了解季节变换、日照长短、温度差异、降水多少，等等。在上古时期，谁能够掌握天文历法知识并将其告知众人，谁就具有了成为人群、氏族、部落领袖的优先权。因此，天文观象就成为了文化和文明的真正源头，也成了社会组织形成的推动和选择过程。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先生说：“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于儒家和道家，以及一部最特别的《易经》。”

文化，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如果从精神层面说，儒家和道家可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儒家和道家，都只是“流”而非“源”。“源”,是古人天文观象的科学实践，以及与此相关的农业生产实践，还包括前两项造成的人群社会聚集的社会实践。

比如，天文观测及天文学成果，不仅使古人建立了完整的时空体系，还成为哲学观、社会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礼仪观的渊薮。

《易.贲.彖》中的一句，恰好讲明了这样的“源流”关系。其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所言“刚柔交错，天文也”，就是“天道”，也就是天上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是说掌握了天上星辰运行的规律，就可以觉察明了时间季节的变化。

天文规律之所以被称为“天道”，因为最初，这就是上古人类赖以农耕生产得以为生的根本。

所以，《尧典》里说，舜接受了帝尧让位，正月吉日，举行了摄行天子之政的大典，而后依天象以勤人事，观察璇玑玉衡即北斗七星的星象，视其斗柄所指方向来确认四时、节令、物候，以处理“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这七项与民生有关的要政。

《老子》说到了“天道”的特征：“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说，“天道”具有“自在自为”的特点，可以自我调节。这也是“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本义。

《庄子.天道》云：“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由此可以参悟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含义，即自然的规律形成了运行的天系；天系这个“一”演变成天地或说阴阳这中对立的“二”；天地阴阳有产生了人于是变成了“三”；天地人的“三”之后，也就有了万物。其实，儒家关于“天道”，认知上与道家很接近。

《礼记.礼运》，据说是由孔子传与子游，又再传与子思孟子的。其云“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

清华简《五行》虽与此文稍异，但总体含义相同，不仅证明了《礼运》的可信性，还印证了儒学关于“天地”“阴阳”“四时”“十二月”，皆以“天道”为本。

赞成傅佩荣先生如下的说法：“《易经》是‘依天道以立人道’，儒家是‘明人伦以安社会’，道家是‘悟整体而亲自然’。这三种理念的共同立场是：宇宙充满活泼的生机，人性要求价值之提升，人生要以圆满的真善美作为至高理想。”

可能因为老子本就是周廷史官，能接触到更多先古典籍，由他创立的道家，相比更原原本本反映了上古先人关于“天道自然”的思想。

儒家确实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确立“人道”上。

《礼运》曰：“古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为田，古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

（汉代伏羲女娲石画）

“天道”，是上古先人对天文观测的理论总结；是阴阳和五行学说的源头；是道家儒家创建理论的基石；也成为中国最早的王权天授的论据；还是星占、筮占和天命思想的滥觞。

“伏羲女娲”，是最初“阴阳”哲学的化身；“三皇五帝”，源于古人天文观象星宿的认知和原始宗教崇拜；“易卦”“河图”，来自观象授时的数术演算，等等，几乎所有中华古老文化，都可以从天文活动中找到源头。后来，基本形成了对待“天道”的两大“阵营”——一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一种是“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尽管这是荀子说的话，但更符合道家的原意。

不论哪一“阵营”，都是对黑格尔所说中国古代哲学没有本体论和逻辑抽象思维论调的“打脸”。

02 古（汉）代帝都斗城的天命观

1、北斗与皇宫帝陵，喻天中枢极皇权中心，含阴阳二极。

按照古代“视死如视生”的观念，古代帝王不但将都城建成北斗之状，以强化其尊贵和威严神秘性，甚至把坟墓也比照而行，帝王陵墓中也采用天宫、天象、星宿图的情况，意在“天人合一”、“魂归北斗”的效果。如皇宫建筑（汉代都城长安）、陵园建造（如明太祖朱元璋孝陵神道陵寝形状）。《三辅旧事》云：“（长安）城形似北斗。”

西汉未央宫

古代帝王将相大都崇尚北斗，史籍经典也多有记载。汉代更然推崇黄老道学和礼斗。往往成为其德政威权、或天人合一、魂归北斗的寓意象征，现代学者对古城长安及明孝陵考古，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据《三辅黄图》载，丞相萧何在建国初修建长安都城未央宫时，按照厌胜法，将长安城修成斗形，象征北斗，故汉代长安城从平面上看呈不规则的方形，方代表地；即依风水学说而预留西北角不修，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故称斗城。因按伏羲八卦观念，西北为生门，意谓汉朝长生不老，世代永继。又依五行观念，西北为乾，代表天，西南为坤，代表地，西南在十二支中属于未，未代表地的中央，故汉代未央宫居西南角，即地的中央。

2、明孝陵象北斗七星

明太祖朱元璋尤其对天象崇仰，因而在生前就把自己的陵墓设计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勺头”为绕梅花山而环行的导引神道部分，“勺柄”为正北方向直线排列的陵寝建筑部分，“勺头”、“勺柄”上的“七星”依次为四方城、神道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坊门、享殿、宝城。

从平面图上看，明孝陵的“七星”排列走向与南北朝、辽代、唐代所绘制的“北斗七星” 图是相同的。而且明孝陵的后山还埋葬着一批明朝的开国功臣，有著名的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墓等。据传，朱元璋营建明孝陵时，曾说过他一人独居钟山之阳，功臣陪葬山阴。因此，在紫金山之阴就有了11座功臣墓。这又恰似群星朝“北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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